随着各国对刑事诉讼制度价值多元化的追求,起诉便宜制度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之中。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德国的认罪协商制度等均蕴含着对刑事诉讼经济效益价值的追求。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提升诉讼效益的同时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各国认罪协商制度的应有之义。不仅如此,国际社会同样对认罪协商程序给予了充分肯定。2002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是各国协商后的产物,也是当今社会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融合的成果,其中认罪协商制度更具有两种诉讼模式的色彩,既不忽略对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又能保证法院在案件中的主导地位,具有独有的特色之处。我国2018年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了程序的简繁分流,在“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强调发现案件客观真实的同时,不断提升诉讼速度,有效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对我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罗马规约中认罪协商制度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制度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容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本文综合运用逻辑推理、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国际刑事法院认罪协商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了深刻阐述。文章除绪论、结论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起诉便宜主义和认罪协商制度进行综合介绍与分析,通过考察域外适用状况对认罪协商程序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进行重新认识,并以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为线索进一步阐述认罪协商程序在罗马规约中的规定。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国际刑事法院首例认罪协商案件从立法基础与司法实践两方面对该制度进行论述,把握罗马规约中认罪协商制度的优势所在与不足之处,对该制度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考察。第三部分着眼于我国认罪协商制度的立法与实践,对比分析出我国认罪协商程序的缺陷,包括:值班律师定位与客观需要的冲突、法院审查职能与司法实践的冲突、证明标准价值与法律规定的冲突和协商量刑与修复性正义的冲突。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根据现行立法结合域外司法实践,在以罗马规约为参考的前提下,提出相对应的立法与司法构想,主要包括对我国值班律师法律地位的重新界定与赋予相关司法保障、对认罪程序中控审构造的重塑、对认罪程序中证明标准的分析以及构建符合协商性司法的量刑优惠体系。在思想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绘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蓝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