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绍祖作为安徽的一个地方学者,一生著述繁复,长于史部,撰成著作考史类有《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通鉴注商》十八卷,《校补竹书纪年》二卷,《建元记》二卷等;又笃好碑版,长于金石,著有《金石文钞》八卷、《金石续钞》二卷,《古墨斋金石跋》六卷,《安徽金石略》十卷,《泾川金石记》二卷等,在清嘉、道间有一定的影响。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继承了中国历代学术中的实证思想,史学以“实事求是”为准绳,注重征实,本着求实征信的态度,致力于校注古籍、辑佚古书、改补旧史、考证史实。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到这一时期也发展到了辉煌阶段。生活在这一学术风气下的赵绍祖,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以求得信史为宗旨,主张史书应当直书。在考评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胡注时,首先校勘史文,是正读音、句读、用字、字义,揭示避讳字,考校史文的失序、衍羡、互异。其次,对于史事记载的矛盾和错误,搜寻各种史料予以订正,纠正文献错误。其考证范围较为全面,主要表现在对史事中的时间、年号、人名字号、人物生卒年、世系、事件、历法、官制、舆地、典章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考释上,并且分析史书致误的原因。赵氏受钱大昕、洪亮吉等人的影响,非常重视舆地,其《通鉴注商》以地理考辨为主,对于州郡废置、疆界分合、隶属变迁等有很深的探究。而且校勘离不开对史料的考证,赵氏对史书文献的考证求实,也是对史事的考证。再次,受宋代史学批评的影响,尤其是吴缜《新唐书纠谬》中对《新唐书》的批评,以及王应麟、洪迈等人的影响,把考证与评论结合起来,寓评论于史实考辨中,赵绍祖在考辨史文、史事的同时,也涉及历史编纂学思想。他对史书的考评多于细微处发论,对于史料的采撰、史书的体例编次、史法义例、属辞文章、书法、史书论赞等多有见解。由此,由史学评论升华为历史评论,评论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史事,体现出其历史观。赵绍祖的考辨方法多样,汲取前说,同时又推陈出新,形成了多种途径的考证方法,以经证史、以金石证史、以版本目录校史、以文字音韵考史,广参互证,孤证不为定说。尤其突出的是,赵氏嗜好碑版,亲自访求原碑,并以金石文献对史籍记载的缺漏进行补充,对于史籍记载的讹误进行纠误、证实,颇有新的收获。同时也对金石文字的书撰者、刻写年代、流传过程等用文献典籍进行较为细致的考证,纠碑刻之误,补金石文之阙,详金石文之略,对金石文进行辨伪,以确定其价值。赵绍祖对于史学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刊刻。他与其弟赵绳祖搜集泾县自明代至于当时泾川地区先辈的著述,辑为《泾川丛书》、《续泾川丛书》,又将其自己的著述收入《古墨斋集》并付梓刊刻,而且汇集泾县和安徽的地方金石,著录《泾川金石记》和《安徽金石略》。赵氏校勘地方文献、著录金石文字,有益于清代考据学,尤其是历史考证学进一步发展。赵绍祖对历史的考证映射了乾嘉后期的史学趋向。他一直重视于文献的收集、保存、编辑、著录和运用,运用史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在考证中广征博引,有些书籍后来或散佚或不全,有些典籍后代虽有传本或辑本,但赵氏所见本或较今本完善,或与今本有异,这些史料可资校勘、考证之用。他的历史考证给后世学者提供了借鉴,对后世史学研究,尤其是唐史研究、《通鉴》胡注研究、史学批评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作为安徽的一个地方学者,赵绍祖的学术条件很有限,他的考证还有诸多不足,有些考辨失当,有些评价偏激,有时不免饾饤琐碎,不能进行全局性的考察,没有理论性的总结。所以,应该理性、公正地评骘其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