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21世纪开始逐渐趋于人口老龄化的状态。而且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由于居民的平均寿命延长、生育率的一直下降,以及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诸多原因导致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因此,为了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减轻其医疗负担,以及保障农村老年人基本医疗服务设施的充分利用,我国从2003年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即我们常说的“新农合”制度。同时,伴随着农村老年人口数的加剧和新农合制度的完善,这项制度对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政府必须不断完善作为农村老年人健康保障机制的“新农合”制度,这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减轻其医疗负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新农合”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成为了社会各界所密切关注的核心问题。虽然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新农合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新农合对其的影响程度较大,本文着重研究此项制度与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关系。然而,评估“新农合”对农村老年人医疗负担和健康水平的影响并没有被重视起来,相关的研究也较少,但这两点对于客观全面评估“新农合”的实施效果是必不可少的。当前大部分研究人员采用健康自评来作为衡量农村老年人的医疗负担和健康水平的标准,但是仅仅靠这个单一的评价指标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实施效果,所以在研究变量的选取上需要拓宽。因此,本论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选取2013年和2015年两年的数据,来研究“新农合”对老年人健康和医疗负担的实施效果的影响。第一个研究对象为健康水平。本文对健康水平的衡量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主观的健康水平,即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自评;第二种是客观的健康水平,即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分)指标,其中ADL包括运动、洗澡、吃饭、穿衣等二十项基本生活能力数据。对于自变量的选取,本文根据诸多参考文献以及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问卷和数据,选取了17个相关的变量,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是否已经结婚等家庭条件、生活方式、疾病数、门诊与住院情况和个体的年收入等因素。第二个研究对象为医疗负担。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法进行研究分析。并且,本文针对不同的健康指标衡量方式,选用了不同的模型进行分析。对于主观的健康指标,选用有序Probit模型来分析“新农合”的健康水平;对于客观的健康指标,选取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分析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PSMDID)。研究表明,参加新农合的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得到了有效提高,同时医疗负担也得到了极大的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