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加盟共和国。苏联时期波罗的海三国民族问题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历史上三国曾长期受到西方十字军的统治或入侵,西方十字军入侵的最大影响就是改变了三国民族正常的历史发展轨道,使三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更倾向于西方,这就与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形成了很大区别。作为基督教传播的副产品,三国民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和文化。本民族文化教育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民族的形成。到19世纪,沙俄夺取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几乎全部立陶宛。沙俄对波罗的海地区实施分而治之、推行俄罗斯化以及进行农奴制改革等政策,政策的本意是推进俄国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家的统一与融合,但这一政策收效甚微,反而是促进了本土民族运动兴起。一战前期,三国已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组织,并逐步由提升本民族权益和地位走向寻求自治和独立。沙俄国内革命引发的国内混乱为三国的民族独立提供了条件。在国外势力的干涉下,三国相继建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政府。三国在国内均建立了不同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内推行有利于本民族经济、语言、文化发展的政策,对外则采取了亲西方、敌视和防范苏联的政策。二战前,苏联通过苏徳秘密协定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苏联在三国推进苏化政策,对三国民族主义活动进行了镇压。苏德战争爆发后,波罗的海三国为纳粹德国占领,部分民族主义分子因憎恨苏联入侵而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帮凶。二战后,三国重新被苏联占领。苏联在三国继续推行集体化、公有化、强制移民等苏化政策,激起了三国人民的反抗和抵制。苏联时期三国的民族问题主要包括强行推行苏化政策引发的民族问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民族自治的矛盾、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这些民族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了三国的独立。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反映了苏联在民族理论和政策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和问题。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苏联民族政策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值得我们汲取和反思的。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民族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也比较突出,必须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民族、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问题,按照法治的框架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冲突和问题,树立底线思维,防止民生问题、改革发展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民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