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价格的稳定、粮食产量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是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的三个最基本问题。从建国初期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到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阶段的计划收购政策,再到市场化改革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为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要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系列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由于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也使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陷入了“顾此失彼”的困局,带来了巨大的政策成本。本研究以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带来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新一轮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改革效果进行了分析。本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五个部分:首先,利用三种主粮国内产销区和国内外价格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和VEC-DCC-GRARCH模型研究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其次,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通过构建DID模型研究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增产效应和增收效应;第三部分,从福利效应的角度探讨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政策成本;第四部分,利用吉林省的调研数据,通过Logit模型研究了以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为主的新一轮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国内粮食市场价格起到了有力的托市效应,减少了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冲击,稳定了国内粮食市场。但与此同时,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存在不足,并未实现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反而造成了主粮区域性的供不应求,此外,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还严重扭曲了国内主粮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阻碍了我国粮食市场化进程。(2)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三种主粮总产量的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我国耕地资源有限的约束,以及粮食生产经营以小而分散的小农模式为主的限制,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增产效应是通过促进农药、化肥和机械等物化要素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增产效应是通过促进种植面积以及物化要素投入的共同增加来实现,但玉米种植面积的过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三种主粮种植结构的失衡。(3)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只对农户种粮收入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主要依靠其他收入的增加和当地经济的发展来带动。虽然种粮收入仍是我国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不能只依靠粮食政策的实施,而需要更多地和其他产业政策和非农就业政策相结合,通过提高农民的其他收入来增加农民总收入。(4)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虽然在稳定三种主粮价格、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政策效应,但由于政策担负的多重目标——既要“保产量”,又要“保收入”,造成了主粮价格形成机制的扭曲,同时也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库存压力;相比而言,生产者补贴制度对社会总福利的损失较小,并且通过“价补分离”减少对市场的扭曲,避免了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因此,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向生产者补贴政策转变,是深化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的必然趋势。(5)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导致玉米市场价格下跌,造成玉米生产者预期收入减少,虽然初步实现了缩减玉米种植面积的目的,但主要影响小规模生产者;并未促进玉米种植向大规模生产者和优势产区集中,反而加大了大规模农户的市场风险;并且由于补贴标准偏低、缺少配套政策引导等,导致玉米生产者在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风险性。如何补偿小规模玉米生产者收益的减少以及如何引导玉米生产者合理调整种植结构,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首先,从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来看,逐步改革和完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消除市场机制扭曲;通过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来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其次,从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来看,鼓励适度规模经营,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增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从增加农民收入来看,加快培育新型农民,增加种粮收入;拓宽增收渠道,增加农民其他收入。最后,从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来看,各级政府应落实责任,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尽早公布实施方案及细则,准确核实玉米种植面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保障玉米生产者基本收益;强化政策配合协调,合理实现种植调整结构。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分析政策了对微观农户的效应;(2)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增产效应和增收效应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系统地研究了三个政策目标的作用机理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和冲突,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3)通过在吉林省的实地调研,了解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情况的最新进展,并以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为例,深入研究了新一轮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改革对粮农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