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呈现固化和系统性特征,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危害作用增大。同时,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过高。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建设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结构,可以适应经济基础较差的阶段性特征,提高私人部门投资回报率,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保障。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建设支出的投资效率锐减,财政支出的“公平性”需求逐步显现。二是公共消费支出占比不足。经济建设支出的过度投资会扭曲生产要素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价格形成机制,造成政府间“错位”、“缺位”和“越位”现象,引发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失衡、收入不平等扩大等问题。公共消费支出占比的增加有助于缓解经济建设支出过高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三是绿色财政支出体系缺乏。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当前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标准低、范围窄、执行力弱,无法起到环境治理的效果。政府需采用市场化手段,完善绿色财税体系,缓解环境税的扭曲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环境污染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发展。针对当前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的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过高、部分补贴行业产能过剩、公共消费支出占比不足、绿色财政支出体系缺乏等问题,本文分别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创新激励目标下的政策性补贴结构优化、收入不平等演化进程中的公共消费支出结构变迁、污染累积路径上的绿色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等角度展开研究。本文主要章节的研究结论如下:一、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优化本章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同政策目标导向出发,构建了经济发展进程与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水平较低时,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比重的上升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对自主创新演变影响较弱;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比重的上升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更强,且加速了自主创新演变。同时,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的时机选择直接决定经济增长和创新演变的潜力发挥。实证结果显示,1998~2005年间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刺激效应强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但2006~2013年间该效应发生逆转。而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创新激励效应始终强于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因此,政府在制定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政策时需同时兼顾自主创新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根据两类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应的相对大小恰当地实施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二、创新激励目标下的政策性补贴结构优化本章构建了政策性补贴与经济增长间动态关系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政策性补贴与稳态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但不同类型政策性补贴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性;稳态上最优政策性补贴组合的效果优于单一补贴政策,但稳态上最优政策性补贴组合并非经济增长路径上最优的补贴结构;加速渐进式的优化政策性补贴结构有助于释放经济增长潜力,而转变时机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目标权衡。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需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和补贴对象的差异性,权衡经济增长的长短期目标,及时变迁政策性补贴结构,以最大化释放创新激励和经济增长的潜力。三、收入不平等演化进程中的公共消费支出结构优化本章从静态不平等与动态不平等间的动态演绎关系出发,构建公共消费支出结构与收入不平等演化进程的OLG模型。研究发现,在不存在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受动态不平等的影响,静态不平等呈现严格单调递增的状态,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而扭转静态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的根源在于改善动态不平等程度,但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差异较大。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结构变迁时,需在效率与公平间进行权衡。在经济增长初期,静态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恶化,财政支出应偏向社会保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的静态不平等;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财政政策应尽快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占比,通过改善社会流动性来降低动态不平等,实现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降低静态不平等。四、污染累积路径上的绿色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本章从工业行业的异质性角度出发,考虑要素投入结构差异对异质性工业行业间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影响,构建环境财税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以绿色研发补贴为导向、以生产者绿色价格补贴为导向、以消费者绿色价格补贴为导向的环境税收政策依次存在“增长陷阱”、“污染陷阱”和“增长陷阱”,而以单一政策补贴为导向的环境税收政策的制定面临着环境税率高低的掣肘。在低环境税率情形下,当绿色财政支出结构处于0.2~0.4之间时,环境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实证结论验证了环境规制政策实施过程中“增长陷阱”和“污染陷阱”的存在性。因此,绿色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配置对当前中国环境治理和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