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在创造符号的同时,又用符号创造人自身之论点,在文化向度上道出了人与符号的关系,然而人与符号关系之展开尚未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实践分析。“坡芽歌书”符号作为由壮民创造并仍在壮乡使用之物,能不能作为案例来阐释人与符号(文化)关系?以现代存在物歌书符号来说明合不合理?如果可以例证并且足够合理,那么又将如何对其进行阐释和分析?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结合“坡芽歌书”符号之现实,即歌书符号是人创造性活动之成果,符号的创生完成人的主体性参与和生长,实现人的经验世界的对象化,是人与符号关系和作用的典范,满足了“人在创造符号的同时,符号反过来作用于人”之理论基础；而且歌书符号创生后的传承活动也不可分割地构成并展演人与符号关系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歌书符号的创生与传承完成了对人与符号关系的全面透视与阐释,是人与符号运作之程的典型案例；而且创用过程中因人的自觉、主动的活动开展,反过来对人自身产生重要影响；加之符号传承中授受活动的实施,使教育行为得以开展,在此意义上,将符号与人的发展作为本质诉求的教育勾连起来,促进符号与教育关系的展开。然而,正是这种极具价值的文化事象,在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和冲击之下,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却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传承亦陷入危机之中。基于此,为了实现人与符号关系的例证分析和歌书符号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我们需从而且只能从歌书符号的认知入手,通过歌书符号相关情况如生存环境、自身结构、所具功能；作为壮民所造和使用之物,其创生和使用过程等的分析,来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在教育人类学视角指导下,以云南壮族“坡芽歌书”符号为典型实案,遵循描述-解释的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对壮民参与之下的符号活动,包括符号的创生与传承进行阐释和分析。研究发现：一、“坡芽歌书”符号作为壮乡天地系统的生成物和存在物,符号构成一完整系统,具有符号指称之“对象”、符号化结果之“代表项”和符号传达讯息之“解释项”的三元结构特点,歌书符号作为壮民的创造之物,构成单体与复合结构共有,呈现整一、质朴、意象之审美特质；二、“坡芽歌书”符号不是自然之物,而是壮民人为所造,符号的创生是壮民历经观物、取象、构形的完整过程,是他们观法天地、格析万物、构画成形的产物；符号的形成凝结着壮民的思维和经验智慧,是壮民自由自觉活动的展开,具有原创性和滋养型之特点,对壮民“地方性知识”的习得和智力因素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三、“坡芽歌书”符号创生后,便被壮民群体所用,参与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实现符号的功用,并经由创造者在生产生活的具体情境中以物-符-音相合之方式传授给群体成员,实现符号的播化,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符号化思维和行为展开的实现,而且符号传承中因创造者——传承者和使用者——接受者的授受关系,使一系列的教育得以发生,对群体成员产生重要影响；四、歌书符号的创生与传承,全面地展示了人与符号关系作用的运行,实现对人发展的全面浸润,是人自由自觉、创造本性得以生成和发展之重要途径。此外,本研究还对“坡芽歌书”符号这种独特的文化事项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究。“坡芽歌书”作为壮族的文化遗存物,虽然产生的确切时间还未揭晓,但作为创造并使用符号的生动实例,满足并实现了符号——人——教育的交互,对人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然而当前随着多媒体手段的大量涌入,“坡芽歌书”符号这种由壮民创造、独具壮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面临诸多的挑战。在此意义上,倚重符号“形式”而忽视符号“内容”、被动介入而缺乏自发自觉授受的现代传承方式,使诸多的传承活动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使歌书濒临失承的危机,符号的教育发生与实现亦不可能。然而歌书符号创生与传承的独特性和统一性,是其保持生命力并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通过人与自然界万物的关系和作用,促使符号的创生,形成人与外界的和谐理念；通过符号创生与传承的统一实现符号“对象”、“代表项”和“解释项”的统一,完成对人发展的完整化育；通过符号创生与传承活动的展开,实现自然之文到文化之理的转化,进而影响到人的发展,促使“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的实现。因此,应在歌书符号创生与传承活动认知的基础上,对歌书进行抢救和保护,并加强壮民群体自身的“自决能力”,实现歌书更好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