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污染已经成为了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持续的垃圾污染不仅影响了农村、农业的发展,破坏农村生态环境,还阻碍了美丽乡村的建设。目前,农村地区垃圾处理的方法主要以填埋、焚烧为主。未经源头分类的大量垃圾存量以及未妥善处理的垃圾数量不仅影响了农村的面貌,还增加了疾病传播的可能性,甚至威胁到农村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健康。因此,农村的垃圾治理水平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还有较大差距。环境问题仍然是农村地区全面发展的突出短板,究其原因,一方面垃圾治理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治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垃圾治理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频发,政府通过规范化的税收收入提供公共物品工具和服务,通过建立规范的制度约束个体的垃圾治理行为。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导致了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薄弱,垃圾治理能力未得到有效提升,反而加剧了城乡垃圾治理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目前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早期阶段,依据环境库兹涅茨的研究结论,农户在追逐收入提升的过程中,放弃了环境治理的诉求,由此伴随而来的是环境不断恶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为了约束人们之间互动,在各方博弈结果下设计的一个社会规则。农户的垃圾治理行为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后的理性选择,而政府将外部性的社会成本或收益内化到个人的边际成本（效益）之上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公共物品的外部性问题,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形成有效集体行动,最终实现垃圾治理目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依据计划行为、价值信仰、效用、动机等理论构建了政府因素的政府支持、个体因素的感知价值与农户垃圾治理行为的研究框架;以2017年住建部公布的陕西省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地区为研究对象,课题组展开实地调研,共获取了672份农户调研数据;测度了感知价值、政府支持水平,分析了陕西农户垃圾治理现状,并进行了区域差异性比较分析;采用有序Logistics模型、二值Probit模型,检验了政府支持、感知价值对农户垃圾治理意愿、支付意愿以及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政府支持、感知价值交互项对三个垃圾治理意向的差异化影响路径;采用Probit、IV-probit以及分群回归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感知价值、政府支持以及其交互项对农户参与垃圾治理行为决策的影响路径,并基于收入高低与是否试点进一步探索了感知价值、政府支持的分维度对垃圾治理行为决策的差异化影响路径;采用PSM模型检验了垃圾分类对垃圾治理主观福利以及客观福利的影响效应,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垃圾分类在感知价值、政府支持影响垃圾治理福利中的部分中介作用,并通过Boostrap比较分析了其效应值的大小。据此,本文从政府支持的工具支持、激励支持、信息支持的视角提出提升感知收益、降低感知成本,进而提升农户垃圾治理行为的政策路径。本文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目前,试点区域采用的垃圾分类模式并未统一;总体来看,农户具有较强的分类意愿,较低的分类行为,即出现了常见的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现象。在模式选择意愿上,农户更倾向于选择较简单的垃圾分类模式,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在垃圾分类的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农户对垃圾分类的精神收益及物质收益认同度较为趋同,而物质成本及非物质成本的认同存在一定的差异。感知价值总维度及分维度在试点与非试点区域存在显著差异;政府支持水平在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三个试点县亦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支持与感知价值显著影响农户的垃圾治理行为意向。感知精神收益为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促进因素,感知非物质成本、物质成本是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抑制因素,政府支持的信息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垃圾分类意愿,激励支持显著负向影响垃圾分类意愿;感知价值的感知精神收益、感知物质收益正向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支付意愿,非物质成本、物质成本负向影响垃圾分类支付意愿,工具支持对农户垃圾分类支付意愿产生了促进作用,而激励支持对农户垃圾分类支付意愿产生了抑制作用;感知精神收益的提升有利于农户选择更细致的分类模式,而感知成本的提升则会导致农户选择简单的分类模式,工具支持提升有利于农户选择更精细的分类模式,而激励支持导致农户倾向于选择简单的分类模式。（3）政府支持在感知价值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意向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信息支持对精神收益影响垃圾分类意愿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激励支持对非物质成本、物质成本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工具支持对非物质成本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关系的存在显著调节作用;激励支持对精神收益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支付意愿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激励支持增强了非物质成本负向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支付意愿的关系,工具支持对物质收益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支付意愿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非物质成本、物质成本负向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支付意愿的关系具有抑制作用;激励支持负向调节精神收益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模式选择的关系,激励支持加强了物质成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模式选择意愿的负向影响,工具支持能够促进精神收益对垃圾分类模式选择的正向影响,抑制物质成本对垃圾分类模式选择的负向影响。（4）感知价值、政府支持显著影响农户的垃圾治理的行为决策;感知价值的精神收益、非物质成本及物质成本是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价值因素,激励支持与工具支持是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政府支持因素;精神收益、物质成本是影响低收入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感知价值因素,而物质成本及非物质成本是影响高收入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感知价值因素;政府支持的信息支持及激励支持对高、低收入组农户的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精神收益、物质收益、非物质成本与物质成本是影响试点区域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价值感知因素,而精神收益、物质成本为影响非试点区域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价值感知因素;政府支持的信息支持及工具支持对试点、非试点区域农户的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5）感知价值高的农户,随着政府支持水平的提升,其参与垃圾分类的概率更高,信息支持对物质成本负向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具有抑制作用;激励支持对精神收益、物质成本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工具支持对精神收益影响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6）垃圾分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福利水平,垃圾分类对农户客观福利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主观福利的促进作用;分类行为在感知价值影响福利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且在感知价值影响客观福利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大于主观福利中的中介效应;分类行为在政府支持影响福利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且在政府支持影响客观福利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大于主观福利中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