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都将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作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老年人口消费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据笔者所知,国内针对老年人口消费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了研究数量的不足,研究深度也相对薄弱。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以下简称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我国老年人口消费在数量与结构上的量化结果。这些结果有益于更加科学地了解我国老年人口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我国老年人口消费的数量特征与结构特征；第二,我国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因素：第三,我国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第四,我国老年产业的发展；第五,我国老年人口消费所牵涉到的制度性安排与其它层面的思考。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数量兼具年龄差异和人群差异。2011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人均消费约为1.18万元,人均收入约为0.66万元,我国老年人口整体处于即期收支赤字。年龄差异总体上表现为,低龄(60-74岁)和中龄(75-89岁)阶段的人均消费波动幅度甚微,而进入90岁以上高龄阶段起急剧增加,年龄别人均消费曲线呈现为“前端平稳、尾部翘起”的球杆状。人群差异则表现为,不同类型老年人口的年龄别人均消费差异显著。我们将老年人口分为高收入(收入高于老年人口平均收入)、低收入(收入低于老年人口平均收入)、单人户(独居)、双人户(非独居)、城市、农村、男性、女性、高学历(完成义务教育)、低学历(未完成义务教育)十种类型。并发现,低收入、单人户、农村、女性、低学历这五类经济状况与生活能力相对弱势的老年人口,在进入高龄阶段之后的人均消费急增。而剩余五类老年人口在整个老年周期中的人均消费表现出极强的平稳性。可见,经济状况与生活能力更好的老年人口更有能力去平滑自己在整个老年周期的收支安排。而弱势老年人口在平滑自身收支安排的能力上显得薄弱。我国老年人口新型消费结构特征已初现端倪。我国老年人口消费结构中温饱型消费(食品与能源)占比过半。食品消费在所有消费类别中位居首位,但呈现下降趋势。伴随食品消费占比下降,老年人口用于交通通讯、文娱旅游、保健美容的开支逐步增加。高龄老人相比低龄和中龄老人,对能源和照料的开销比重显著增加。消费的年龄界线开始淡化,针对一些原本不属于老年人口的消费,诸如在外就餐、衣着、旅游、美容,如今已在我国老年人口消费结构中占据一定的比重,并有上升趋势。而老年人口医疗卫生现金开支由于受到政府医疗卫生费用补贴力度的提高,已不再是老年人口消费结构中的开销大头。我国老年人口消费的数量与结构特征蕴含更深层次的启发。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人均消费为1.18万元,城乡居民(所有年龄在内)加权平均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03万元,可见我国老年人口消费数量并不比其它年龄人口少,甚至超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人口老龄化将会使得居民消费不振之说。相反,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从消费数量上来看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对比2012年和2008年CHARLS甘肃和浙江两省调查的数据结果,在去除四年间物价上涨因素之后,两省老年人口人均消费仍然具有正向位移,这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积极效应。但是,要真正让人口老龄化的积极效应得以实现,还必须考虑老年人口消费结构的特殊性和变化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老年产业发展来满足老年人口潜在的消费需求。我国老年人口消费所具备的数量与结构特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分别从社会经济大环境变革对我国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经济状况改善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提高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逐一展开探讨。社会经济大环境变革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经济发展提高国民整体富裕程度、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家庭与代际消费方式、社会保障体系缓解人民生活后顾之忧。老年人口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一因素则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夯实老年生活经济保障、传统储蓄动机的弱化增强老年人口自我消费意识、财富积累与集聚提高老年人口消费实力,这三个具体途径对老年人口消费产生影响。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的变化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不容忽视。老年人口与子女共同居住转变为与子女分开居住,实质上是生活重心从子女身上剥离的过程,也是老年人口回归到自己老年生活的过程。这将会增加对老年社区、老年住宅,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家政照料与护理服务、看望子女和孙子女的交通出行、与子女和孙子女通信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城市化进程这一因素通过改变消费模式(农村模式向城市模式转移)对老年人口消费起到影响。受教育程度提升这一因素除了直接优化老年人口消费模式,还间接通过推后生命周期人生大事(工作、结婚、生育、退休)从而改变家庭与代际的消费模式和个人生命周期的收支安排。我们还通过对各影响因素弹性的测算,发现居住模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这三大影响因素对我国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力位列前三位。未来我国老年人口消费需求将会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首先表现在老年人口人均消费将在2020-2025年间达到2011年的两倍,而老年人口消费总量相比2011年翻一番所用的时间更短。量变其次表现在我国老年人口总消费在2035年将达到14.4-16.2万亿元的规模区间,而2011年我国居民总消费仅为14.1万亿元。这意味着,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消费将超过2011年时我国居民总消费。我国2011年时整个居民消费市场的供给,还无法完全满足2035年时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消费占居民总消费份额达到四成左右,剩余的六成由少儿和劳动力人口消费。由量变引起的质变主要表现在,我国老年人口消费在人均数量、总量与份额上的发展趋势,将对我国老年产业和整个产业结构带来触及根本的改变。我国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催生我国老年产业的发展。我们将老年产业划分为老年消费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老年消费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涉老科研技术的支撑、适老消费品的开发、生产技术人员的培养、产品营销渠道的重建,更离不开老年消费品行业标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订与完善。而老年服务产业(主要针对养老机构产业和老年护理照料产业)要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同样面临重要变革,这些变革包括公办与民营养老机构之间职责的明确、从根本上提高老年护理与照料从业人员的社会尊重度等等。我国老年人口消费同样牵涉到制度性安排、社会与政府、家庭与个人的优化完善与合理安排。这也是实现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积极效应的必备要素。首先,从制度性安排角度,除了通过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鼓励老年人口提高经济参与度的收入导向性制度安排达到增加我国老年人口经济收入的目的,还可以通过向老年人口发放实物与消费券并给予更多价格补贴与医疗服务的需求导向性制度安排达到满足老年人口消费需求的目的。其次,从社会与政府角度,政府与社会在提高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方面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街道、社区、居委与村委等基层政府对独居老人应当提供更多经济上与生活上的扶持,政府在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建设应尽力符合老年人口的相应需求和要求。最后,从家庭与个人角度,我们给出许多有关家庭养老功能与责任的重塑、个人生命周期收支安排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低龄老人和部分中龄老人有必要回归自己高龄父母家庭,去照顾高龄父母,以缓解高龄老人生活困难的问题；也包括在社区和街道层面实施以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为主要形式的“时间银行”老年人口互助机制,让老年人口能够利用低龄时期的付出换取高龄阶段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