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命令控制型（CCEP）、市场激励型（MBEP）和公众参与型（PPEP）为主体的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工具是有效缓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规制手段。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国民经济支柱,而早期工业企业的粗放式经营对环境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促使政府将环境规制的重点对象转向工业企业,并颁发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促成企业环境友好行为的实施。其中,企业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生产经营活动负外部性,同时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和经营绩效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以中国30个省区市的上市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2006-2016年间三类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CCEP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企业环境责任在政府规制与企业行为之间所起到的部分中介效应,以及企业内部资产负债率对“CCEP-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此外,本文还将上述模型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背景下进行异质性分析,横向比较了异质性因素对企业环境意识和实际的环境治理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1.在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方面,CCEP与企业绿色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CCEP对绿色创新的正向激励区间较窄,而负向抑制区间较宽;MBEP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PPEP对企业绿色创新没有显著的作用。这表明,我国工业企业目前仍处在“遵循成本说”阶段,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的营运成本增加,从而进一步压缩企业用于绿色创新的资金,导致绿色创新水平的下降;而MBEP通过财政支持,税负减免的方式,为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更为宽松的资金环境;PPEP目前在我国仍没有发挥较为明显的环境规制效应,其政策颁布数量和政策强度都远不及前两类政策,因此其作用效果较小。2.企业环境责任在“CCEP-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具体而言,CCEP政策强度的提升能够正向促进企业产生积极的环境责任意识,而积极的环境责任意识又会带动更多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产生,说明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确实能够通过政府颁布政策加以引导。但结合CCEP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主效应结果可以发现,CCEP通过正向引导企业环境责任意识从而产生积极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效应,无法抵消工业企业因为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企业绿色创新的减少,这一缺憾正需要其他环境规制政策加以弥补以整体提升我国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3.地区和行业差异会显著影响三类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境责任和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CCEP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企业的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中西部地区以及制造业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有积极的正向影响;MBEP在不同地区或行业之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作用差异,其中,MBEP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都不具有显著的正向解释力,这与MBEP性质、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行业特质有关。PPEP总体上对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较差,进一步验证了总体研究中PPEP处于次要地位的研究结论。4.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企业在面对财务约束和政策约束的双重压力下表现出了不同水平的企业绿色创新。具体而言,在考虑财务约束的情况下,CCEP和PPEP均对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资产负债率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富余资金,又能够缓和企业因负债压力而下行的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对于非制造业而言,在考虑企业面临一定程度的负债压力的背景下,三类环境规制政策均使非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产生下行趋势,但企业通过举债获得资金能够缓解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行为所面临的资金短缺的情况。本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三类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创新性的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环境责任指标,明确区分环境理念与实际环境行为的差异,这对于细致探究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政策作用后,如何将企业理念转化为企业行为的具体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企业内外部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差异化的地区、行业背景下,对该过程进行分析的研究结论,能为政府因地施策,对症下药,鞭策我国工业企业进一步提高环境责任意识,以及企业绿色创新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更为详尽的政策制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