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条件逻辑模型(Conditional Logit Model)应用于分析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问题。选择2004年与2005年两年间,河北、山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十个省份新增加的外商企业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GDP、累积外商投资总额、经过加权处理的货物运输里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中专及以上劳动者比例、制造业平均工资作为解释变量;通过解释变量构建企业利润方程,再用利润构造FDI概率函数;然后运用对数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回归。研究发现GDP、累积外商投资总额、经过加权处理的货物运输里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对吸引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专及以上劳动者比例、制造业平均工资对吸引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平均工资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最明显。模型通过了LR检验和麦克法登p2值检验,很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分布,并且用该模型预测的2006年上述十省的新增FDI分布与实际值很接近。　　 全文分为绪论、文献综述、理论回顾、FDI在中国的发展概况、实证分析,以及结论与政策建议六部分。　　 绪论阐明选题背景,对与本文相关的重要概念做了严谨的界定,并论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以及研究的方法。过去丰富的研究表明了不同的区位在吸引FDI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影响因素;投资主体的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FDI的区位分布。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关于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历久弥新,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珠三角地区和山东半岛出现了外资撤离、加工制造工厂倒闭的现象,同时国内要求产业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本文运用的Conditional Logit Model是离散概率选择方面的前沿,在国内相关领域更未见先例;通过分析企业过去投资行为,近似模拟各因素在企业区位决策中的分量,可以导出企业选址行为方程,便于我们预测企业潜在的区位选择变化,同时也能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支持。　　 国外对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采取建模的方式,利用经济计量或产业组织方法,对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方式进行定量测量。国内研究多为定性分析,或者单一因素回归分析(其中又以研究集聚效应为主)。近年出现了研究多个区位特征对区位选择影响的文献,但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够前沿。具体而言,国外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类:投资数量与影响因素的简单回归、应用Multinomial Discrete Choice Models、产业组织分析方法;国内比较重要的研究方法分为问卷调查研究和统计数据建模两种。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已有大量学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积累了数量庞大文献,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这些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区位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区位理论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成本学派、市场学派和行为学派。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同样可以划分为三大流派:一是结构性市场非完善理论(Structural Market Imperfection),如垄断优势理论;二是自然性市场非完善理论(Natural Market Imperfection),如市场内部化理论;三是试图把结构性和自然性市场非完善理论融为一体的综合理论,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中,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影响最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P·Krugman,1979)、赫尔普曼(E·Helpman,1981,1984,1985)、马库森(J·Markusen,1979,1983,1984,1995)、埃赛尔(W·Ethier,1986,1990)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国际贸易角度出发发展了跨国公司理论。　　 FDI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79-1982年的起步阶段,1983-1991年的稳步发展阶段,1992-1998年的持续快速发展阶段,和1999年至今的调整巩固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表现为明显的东部沿海高度集中,中部和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很小;呈现出逐渐从东部沿海省区向中部、西部扩散的趋势;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选择区位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市场容量、基础设施、集聚因素、劳动力因素和制度因素。　　 论文的实证分析部分首先对模型进行了简单推导,再根据上一节的分析和前人的研究明确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回归发现GDP、累积外商投资总额、经过加权处理的货物运输里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对吸引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专及以上劳动者比例、制造业平均工资对吸引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的结果通过了计量检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章在变量设置和数据获取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政府应当减少对劳动市场的价格干预,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应当继续发挥特殊外资政策的引导作用,促进资源优化合理流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