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随着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兴起和并购重组的日益频繁，企业造“系”运动波澜壮阔，我国涌现出大量的企业集团和“事实性”的公司集团（如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Internal Capital Markets，ICM）被公司集团广泛应用。在大股东的超强控制之下，成员企业之间进行大量的资本配置活动。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大部分仍然沿用“传统”的委托代理思路，尚未充分关注大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特征对公司集团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为此，本文从治理机制与财务决策主体行为特征相结合的崭新研究视角，探索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行为机理和特征。具体而言，首先从内部资本市场、内部资本市场治理和大股东控制三个方面勾勒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同时从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形成的制度背景和内部资本配置的现状特征两个方面构筑本文的现实基础。然后，以大、小股东之间以及大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为主线，运用Kuhn-Tucker方法和演化博弈理论分别构建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理论模型，重点对大股东控制及管理者自利行为对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探究，全面认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公司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行为的存在性、有效性及其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三个递进层次，展开大股东控制下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实证研究。最后，对大股东机会主义资本配置行为产生的根源进行总结，并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对大股东机会主义资本配置行为监管的机理进行挖掘。并从大股东监控、经理人选择和激励、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资本市场监管和内部控制及其披露机制五个层面提出优化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对策。本文基本结论如下：（1）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呈现出“动机复杂、多功能和多目标”的特征。在目前我国法律保护制度和监管措施尚不健全、公司治理水平薄弱的状况下，公司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存在被异化的风险。（2）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结果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呈现出无效、有效和最优的不同状态，并且对不同成员企业的福利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大股东-中小股东”代理框架下，运用Kuhn-Tucker方法建立内部资本交易优化模型，研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对内部资本转移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理想型内部资本市场实现了资本配置的最优化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形成参与各方“共赢”的局面，也实现了公司集团财务目标；附加冲突成本的效率型内部资本市场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和有效，可以持续维持，基本实现公司集团财务目标；侵害型内部资本市场内部资本配置扭曲，并且不可持续，实现的财务目标只能是在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追求控股股东财富最大化。②内部资本最优转移量与母公司在子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产出效率、母公司的控制力、利益冲突成本、侵占成本和侵占比例有关，而这些因素与公司治理内外环境、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密切相关。（3）本文在“大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与合谋寻租的框架下，从集团管理控制的视角，运用演化博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终极控制人和管理者自利动机对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结构超额控制上市公司，在不同的管理环境下终极控制人有不同的最优管理体制。产出效率、激励机制、集权程度、管理成本和CEO的非现金偏好度等初始状态及各参数变化影响内部资本配置行为以及其长期均衡趋势。（4）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公司集团存在活跃的内部资本市场，但其配置效率整体不高，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的价值创造主要受大股东股权结构和控制特征的影响。①现金流敏感系数法测度结果表明，样本公司中只有大约一半的系族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率，其中民营系族集团的配置效率要远低于国有系族集团；②内部资本市场的EV （超额价值）普遍偏低，53.4%的系族集团的EV为负值；③超额价值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差异程度、高层管理者持股比例、外部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与系族集团规模呈负相关。（5）不健全的上市公司内外治理机制、金融抑制环境、较弱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治理职能共同构成了我国公司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机会主义行为特征的根源。对大股东机会主义内部资本配置行为不能片面地重罚，必须结合考虑检查频率，采取合理的诉讼赔偿罚金和控制权收益。同时，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管者监管水平，增强其学习能力是有效遏制大股东机会主义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