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得国外投资者被我国市场庞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所吸引，加大了对我国企业的投资力度。这对于我国近年来受到各方面政策鼓励发展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公司，尤其是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在其经营绩效方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为在当前我国的市场环境中，上市公司的外资并购绩效不仅取决于纯粹的市场因素，还会受到政府部门出于某种动机而施加的不同程度的干预。鉴于此，本文在系统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外资并购的绩效问题基础上，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状况的对比、外资并购中政府的各种干预，以及由于此种干预而产生的对两种不同性质上市公司的不同程度范围的影响分析三个方面上。　　 本文首先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出1995-2010年发生的符合本文所列筛选条件的44起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将其按照目标公司的性质（国有还是民营）的标准进行分组检验，采用事件研究法，使用累计超额收益(CAR)来衡量样本目标公司并购前30天至并购后10天的短期绩效，使用连续持有超额收益(BHAR)来衡量样本目标公司并购后20至22个月的长期绩效，从长期绩效和短期绩效两方面综合考虑外资并购对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影响。结果表明，并购日后，短期内外资并购绩效为正，且并购国有上市公司绩效要好于并购民营企业绩效，而长期内外资并购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无显著差异，且均不显著为负。　　 然后，本文试图从政府干预外资并购的视角来解释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先是从6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干预外资并购的动机，接着参考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外较为完善的政府干预手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在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外资并购中政府以不同的身份作出的各种不同的行为，并依据这些行为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于外资并购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作出总结并根据结论提出对策建议:要改善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应通过立法，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对政府和企业进行引导与规范，即加强市场主导并购，转变政府行为方式，既要注重效率，也不能忽略公平;注重外资企业的实际情况，引导外资企业更快更好的适应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继续强化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强调中介服务市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