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周边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国南方的东南亚地区的邻国也不例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向来重视相互的关系。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地区国际组织一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纵观这一发展历程,既可以看到双方关系不但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教育等不同方面得到了体现,其发展脉络也可以清晰地通过外交话语的演变呈现出来。语言与国际关系紧密相关,语言不仅描述和反映了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而且对其进行有目的的社会及政治建构。除了物质实力以外,话语的主导权也是国家进行争夺的领域。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依赖语言活动的社会及文化建构的,因此话语权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世界政治的现实及后果赋予社会含义。以语言为主的符号系统既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一种形式,也是权力的主要来源。关注中国与东盟关系,就不能忽略这一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话语因素。本论文以建构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语言的人际功能和建构主义的身份政治概念,采用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从社会、文化和历史角度进行分析,考察中国与东盟关系与话语相互建构、相互塑造的过程,并且探究在这一个过程中外交话语发挥的功能。根据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特点,可以相应地将外交话语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8年期间,由于受到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传统的对主权、领土问题的敏感、中国对于周边小国应施以“保护”的心态,以及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而经历的“百年耻辱”的心理而带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话语以及对东盟的话语体现出明显“革命”的特征,在客观上造成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充满焦虑。但中国随着形势调整了政策及相应的外交话语,使得双方关系趋向缓和。第二阶段是1979-1990年,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服务于内部的经济发展,中国努力消除东盟对中国的疑虑,在柬埔寨问题与东盟立场一致的,外交话语体现出“反对霸权”的特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三阶段是1991-1999年,为了对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继续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参与了东盟为主导的地区机制安排并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这一阶段的话语特点体现在中国强调“建立信任”,向东盟表达自己的善意。加上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体现出的负责任姿态,赢得了东盟国家极大的信任。第四阶段是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进入关系最好的阶段。出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身份定位发生改变及道德因素的影响加大,中国在外交话语上主要体现倡导“和平”和“和谐”。中国通过与东盟建造共同的规范,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条约和协议,东盟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疑虑。第五个阶段是2012年至今,由于域外大国的介入南海问题及中国自身国力的增长,中国的外交话语提出了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向更深层、更全面发展。南海问题的发展需要中国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来应对挑战。这一时期,东盟对中国的疑虑有所增加,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在包括政治和安全合作在内的全方位的合作。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进行梳理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通过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外交话语,可以把握双方关系的发展历程。语言作为一种载体,真实的记录了国际关系的事实。通过对外交话语的研究,能够重新表征出国际关系；其次,语言具有的人际功能延伸到国家间关系层面,能够建立和保持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表达国家的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的功能。在中国与东盟互动的过程中,话语发挥了表达诚意、促进理解、达成共识、增信释疑、建构规则和规范、设置议程、框定主题、政策宣示、赋予行动合法性等功能。最后,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也参与塑造了双方关系的发展,两者相伴相生,互为建构。中国应当从以下三方面来努力提高外交话语的效果：一、摈弃外交话语当中的不合理成分以提高话语接受度；二、提高外交话语与行为匹配度来促进话语可信度；三、加强对受众观念的研究以增加外交话语的理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