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旅行是指人们因为某些原因,由一个地方到达另一地方的跨越边界的行为。抽象来讲,旅行是一种遭遇和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对话。从定义来看,其实翻译和旅行有相同之处,翻译不仅包含了空间上的位移,而且翻译本身也是各方的(包括读者,译者,作者)对话。那么可以说翻译其实就是文本从一种文化环境到另一文化环境的旅行。艾瑞克·里德将旅行简单划分为出发、旅程和到达三个阶段。爱德华·赛义德曾提出了“旅行的理论”这一概念,强调理论进入新环境的复杂的运动过程并详细绘制了理论旅行的蓝图。本文认为该理论复杂的旅行过程同样适用于描述文本旅行,但与理论的旅行不同的是,文本旅行不是随意发生的,在背后应当有一系列推动力量,如接受方文化中的期待,包括读者(社会)和译者的期待。同时该旅行也不是简单的位移,旅行主体需穿越本质上是杂质的和开放的活动领域(马海良42),所以文本旅行同理论的旅行一样具备了一般信息传播不可能拥有的历史情境化视域,即接受文化历史社会环境的改变会对译入文本产生影响,而文本在旅行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即是对这些影响的一种回应。伏尼契的《牛虻》在中国经历了大约13次的由源文本到中文的翻译(除去删节版、插图版及改写版)。本文借鉴了里德划分的旅行三阶段及“旅行的理论”中理论旅行的蓝图,以其中李俍民、司仁、古绪满、庆学先及李彭恩的五个版本为分析材料,比较其在不同社会环境及文学方针指导下译本所表现的特色,归纳不同的翻译模式,从而论证该文本重复旅行的实质系由权力独白向各方势力对话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