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戴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文从杜甫和苏轼“戴笠”这一共同的肖像特征切入,纵向展示“戴笠”意象符号的产生、变化、传播和接受过程,揭示符号阐释史背后的文化意蕴,更重要的是探究“杜甫戴笠”和“苏轼戴笠”两条阐释轨迹对比折射出的唐宋文化及士人群体精神的变迁特征。“笠”原指“遮雨”、“蔽日”之野服。“杜甫戴笠”尤其是“苏轼戴笠”出现之后,历代诗人积极参与肖像传播和文化阐释,体现为语言和图像两种不同的符号形式。“戴笠”不仅具有服饰的审美功能,还具有政治的身份认同功能,更上升到文化精神的心理体认。不仅具有个人化特征,更具有普遍的群体文化意义和时代特征。“杜甫戴笠”和“苏轼戴笠”’形成两条线索清晰而色彩迥异的阐释脉络,是“诗人戴笠”的一体两面,“杜甫戴笠”具有唐代诗人特质,又包含漂泊流离、饥饿不遇的寒士和忧国忧民、正直忠君的志士两种指向；“苏轼戴笠”具有宋代诗人特质,兼具坦然自适的凡人生活和潇洒超越的仙人风流两种意蕴。两者对比的深层结构意义在于唐宋士人文化由贵族到平民、由悲苦到乐观、由外部世界到个人内心的巨大转向,后世对于“苏轼戴笠”和“杜甫戴笠”两种近乎相反的意蕴也证明了文化“自宋至清千年一脉”的论断,政治的身份认同上升为精神心理的体认。全文包括绪论、主体章节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说明研究意义、研究历史和现状,以及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体分为三章,第一章和第二章通过大量材料分别梳理“杜甫戴笠”和“苏轼戴笠”肖像符号产生、发展和接受的历史,分析其原因。第三章在前文分析基础上,通过比较同一符号产生的两条阐释史轨迹,探究其背后唐宋士人文化精神的转型以及自宋至清的沿续。结语部分对唐宋士人文化精神之异进行概括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