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一部影响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文化经典,同时也是古代东亚国家的经典。因而古代东亚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都留存下了大量《诗经》研究的著作。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末,正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这个盛世的外在表现之一,便是文化事业与经学研究的大繁荣。在其强大影响下,日、朝、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学研究高峰。特别是日本,其研究成果之丰硕尤其引人注目。当时正值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8)中期。江户学者慕华成风,以通汉文为尚,故其著作多用汉文书写,被人称作“准汉籍”。据不完全统计,在江户二百多年间,产生研究《十三经》的著作多达四千余种。据日本学者江口尚纯先生的调查,江户时期《诗经》著述近500种,是《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所收诗类总和的近四倍。笔者按图索骥进行盘查,今可见到的约尚有150种(大多是江户中后期的著作),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这批《诗》学著作中,我们看到了《诗经》在江户时代的文化建构与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日本江户时代的《诗经》研究,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江户初期,这是朱子《诗》学独霸的时期。江户时期《诗经》已传入日本一千多年。像毛氏的《毛诗故训传》、郑玄的《毛诗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朱熹的《诗集传》,在日本皆有传本。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后,决定借鉴邻国经验,采取文教政治。朱子学说凭借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迅速压倒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印度佛教、西方洋学,以官学的身份,承担起了构建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使命。作为朱子学思想体系重要载体之一的《诗集传》,迅速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毛传》、《郑笺》,成为日本学人重点研讨的对象。仁井田好古日：“明氏科举之制,于诗独取朱一家,著为攻令,于是天下无复他学。此风延及皇国,毛郑虽存,皆绌而不讲,古义湮晦莫甚于此。①”江户朱子“诗学”的发生,林罗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罗山是藤原惺窝的大弟子,惺窝早期公开宣讲朱子学,影响甚广。罗山深受德川家康将军青睐,被拜为五经博士,以后一直做到最高学政官。罗山治《诗》,倍加推崇《诗集传》,他的选择代表了幕府的政策,影响了江户初期数十年的《诗》学研究。其子林恕接替父职,受明朝《诗经大全》启发,撰《诗经私考》等五经教材,方便国人学习朱子学。与林恕训诂义理兼得有所不同,来自民间的中村之钦,著有《笔记诗集传》等五经笔记,偏重于从义理上丰富朱子学。还①仁井田好古.上金紫光禄大夫伏原清公书／／仁井田好古.乐古堂文集[H].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写本.有松永昌易的《头注诗经集注》,采用高头讲章的说经模式,总结概括篇章主旨,以羽翼《诗集传》。他们一方面根据朱子《诗集传》编写教材,在更广阔的领域传播朱子学思想；一方面不断引用最新传入的明朝《诗》学成果,完善朱子《诗》学理论。第二个时期一一江户中期,朱子“诗学”独尊的时代一去不返,《诗》学由“一元”转向“多元”。江户中期町人文化的崛起,宣扬情欲、张扬个性成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主流。《诗经》研究也出现任情解诗,多元阐释的新局面。西山拙斋致柴野栗山的信中说：“方今海内之学,四分五裂,各自建门户胥,失统归久矣。有黜六经废《学》《庸》,歧尧舜孔子为二致者。有外性理混王霸蔑视思孟程朱者,有阳儒阴佛妄唱心学者,有称神道而薄汤武者。或枯单说道,或杂博论学。或抵掌谈经济,或抗颜骋词坛。惟新奇是竟,异言百出,迭相驱扇。动辄著书炫世,.以自欺欺人,钓名罔利,遗毒后昆,实繁有徒。青衿子弟,伥伥乎无所适从,逐臭吠声,不陷于此,必陷于彼,滔滔者天下皆是。噫学之失统,未有甚于此时也。①”具体到《诗经》学,朱子“诗”学独尊的时代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流派的齐头并进。如伊藤仁斋主“《诗》道性情”论,继之太宰纯提出“诗无古今”说,奠定了《诗经》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冈白驹尊序补传《毛诗》,赤松弘兼采汉宋自成一家,开启了《诗经》汉学研究的先河。中井积德重新编列三百篇,诸葛蠡自立新序,掀起《诗经》异学研究的高潮。日本《诗经》名物学也于此时诞生并迅速走向繁荣。总之,江户中期的《诗经》学,以人情《诗》学为契机,不仅涌现出大量新《诗》著,新观点,新派别,而且促成了日本《诗》学自觉时代的全面到来,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诗》学时代。第三个时期一一江户末期,《诗经》汉学的复兴。这是在清代汉学回归的影响下而出现的《诗》学新转向。时至江户末期,清代前中期的《诗经》著作逐渐成为日本《诗》学者关注的焦点,如陈启源、毛奇龄等人的著作都曾引起轰动效应。日本汉学之风随之兴起。八田繇《诗经古义解》把《诗序》比作君,自己比作臣,挑战《诗序》犹如无礼于君,自己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称“不若是不足以致愚忠”②。龟井昱撰《古序翼》,力驳朱熹《诗序辨说》对《诗序》的否定。又撰《毛诗考》,为重建《诗序》的价值体系作努力。诸葛晃《诗序集说》汇辑各家学说,力求全面发挥《诗序》的意义。蓝泽祗在《诗经讲义序》中为《诗序》鸣冤不平,说：“序文古奥,细绎之,诗人之原意,历历可观焉……后人从毛郑朱之解以观序文,谓其意不过如此,是眼随意移,以白为黑,何其冤乎!①”冢田虎《冢注毛诗》带有鲜明的史家观照的特征,对《诗序》的历史考察不遗余力。《诗序》所涉人物关系、事件经过务求考辨明晰。仁井田好古著《毛诗补传》,他在给伏原清的信中写到成书的来由。曰：“盖圣门传诗,莫古于毛,又莫善于毛。唯其说简深古奥,后儒推衍虽勤也,义归或乖,异论逢起,无复全学。仆为此发愤,皋牢诸家而折其衷,缀修补合以成其义,名曰《毛诗补传》。②”日本《诗经》学集大成之作安井息轩的《毛诗辑疏》,以考据见长,丝毫不怀疑《毛传》的训诂,而是在尊毛的前提下多有所发挥,进一步佐证《毛传》的正确性。就连有朱子学统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也将目光投向汉学,形成兼采的特色。如猪饲彦博《诗经集说标记》、东条弘《诗经标识》、古贺煜《朱子诗传思问续编》、日尾瑜《毛诗诸说》等,无不将汉学作为其学术的有力支撑。日本江户时代《诗》风的三次转变,跟中国明清两代文化思潮的变迁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彼我之间形成此消彼长的连锁反应模式。其间有一个时间差,大约是二百年。古贺煜在《侗庵新论》中说：“本邦学术文风大率仿象西土而为之,故西土盛行之后,百年内外方覃被乎本邦,洵时执之自然也。李伯王李复古之说,袁钟清新空灵之见,钱牧斋混唐宋为一之论,以及王新建之张主良知,顾阎胡毛之罄力于考证,皆经百年而始行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