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在治理结构中作为重要的决策机构,其内部基于尊重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会影响决策结果和效率。虽然目前已有文献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它们普遍认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在成员内部提供一种有效的沟通渠道,可以促进信息的传递与交流,进而产生较好的决策效果和公司绩效,较少文献涉及到层级差异对群体决策行为极端化的影响。本文旨在考察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群体决策极化的程度。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两市实施并购且董事会成员2004-2016年有并购经历的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依据关系契约理论和组织层级理论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群体决策极化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同时考察了儒家文化和董事会规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发现:（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群体决策极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清晰度越高,群体决策极化的程度越高;（2）儒家文化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群体决策极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公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对群体决策极化正向影响越强;（3）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群体决策极化之间的相关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对群体决策极化的正向影响越弱。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治理研究中引入一种基本群体决策偏见行为,分析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存在与清晰程度对董事在进行群体决策过程中造成决策极化程度的影响,深入到对群体决策行为影响的更为细致的层面,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机制找到了新的角度和方向。其次,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这一隐性结构的角度来解读董事在群体决策过程中的行为结果,摒弃以往研究对非正式层级产生的有效沟通和信息流动渠道的解释,着眼于董事间存在的隐性层级差异在群体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群体决策极化程度来间接反映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董事会在进行群体决策时的影响。最后,本文将儒家文化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在中国具体情境下,公司在受到不同程度儒家文化的影响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群体决策极化的影响,从儒家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视角更为细致地探索董事会内部决策机制,丰富董事会非正式层面的相关研究。但是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儒家文化作为本文的一个调节变量,在对这一变量进行测量上,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注册地与离其最近的一家国家级孔庙之间的距离作为其影响大小的度量的精确度还是不太高,而且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因此,儒家文化研究的适用范围相对有限,但可以借鉴,进而研究世界各地区企业时应立足于所在地区普遍适用的文化体系,进而探究其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