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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高中生功能失调性态度（dysfunctional attitudes,DA）与抑郁症状发生的纵向关联;探讨DA与执行功能交互作用影响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发生发展。方法首先,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合肥市4所学校的3941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于2015年4月开展抑郁症状及DA等内容的现况调查,以初步探讨不同水平DA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以及两者的相关影响因素,为后续两者因果关系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其次,基于横断面研究结果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通过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合肥市5所学校的所有在校高一年级学生,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Depression Scale,CES-D）筛查出2493名无抑郁症状的高一年级学生为随访研究对象,对其实施为期2年（3次随访,每次间隔6个月,第1次随访时间为2016年4月）的DA及抑郁症状纵向研究,最终以3次均随访到的有效样本2067人纳入分析样本量。最后,在队列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选取第1、2次随访时点新发的抑郁症状（75例）和无抑郁症状（性别和班级1:1匹配,75例）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注意网络功能（Attentional Network Test,ANT）、伦敦塔（Tower of London,TOL）、威斯康星卡片分类（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及数字短时记忆广度（Digit Span,DS）测试。研究中采用的主要调查工具包括: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评定学生的抑郁症状,以CES-D≥24分界定为有抑郁症状;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ysfunctional Attitudes Scales,DAS）评定学生DA状况,依据四分位数法将DA及其各维度评分依次划分为Q1、Q2、Q3、Q4四组,以分析其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主要的分析方法包括: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GLMM）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抑郁症状与DA的纵向关联;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分析四次调查中DA及各维度水平的变化情况;采用相乘和相加交互作用分析DA及执行功能对抑郁症状发生发展的影响。结果对3941名高中生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高中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3.1%;以DA评分四分位数为界值从小到大依次划分Q1、Q2、Q3、Q4四组,各组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依次为12.4%、23.8%、34.3%及61.9%,抑郁症状检出率随DA评分增加呈依次递增趋势（趋势χ~2值=566.199,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A与抑郁症状存在统计学关联,以DA Q1组为参照,Q2、Q3及Q4组检出抑郁症状的风险OR值分别为1.91、2.97及7.95（均P（27）0.01）;进一步以DA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1（脆弱性）、D2（吸引与排斥）、D3（完美主义）、D8（认知哲学）4个维度与抑郁症状相关联（均P（27）0.05）;家庭功能、生活事件及自尊为高中生抑郁症状与DA的影响因素。对2067名无抑郁症状高中生的2年随访研究显示,（1）第1、2、3次随访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28.2%、23.8%和18.7%,3次随访检出均为抑郁症状的学生占7.3%;（2）DA与抑郁症状纵向关联的GLMM分析结果:以DA评分四分位数Q1组为参照,Q2、Q3、Q4组学生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RR值分别为1.73（95%CI:1.38～2.17）、2.52（95%CI:2.02～3.15）和4.43（95%CI:3.57～5.51）,且DA四分位数与抑郁症状关系呈依次递增趋势（趋势性检验P（27）0.001）;（3）DA各维度与抑郁症状纵向关联的GLMM分析结果:D1（脆弱性）、D2（吸引与排斥）、D3（完美主义）、D5（寻求赞许）、D8（认知哲学）5个维度与抑郁症状存在统计学关联,其中D3（完美主义）仅在女生中表现出与抑郁症状关联;（4）基线DA水平对抑郁症状预测的ROC分析:基线DA评分对第1、2、3次随访抑郁症状的预测AUC值分别为0.587（95%CI:0.559～0.614）、0.566（95%CI:0.537～0.594）、0.595（95%CI:0.564～0.626）,对3次随访均为抑郁症状的预测AUC值为0.609（95%CI:0.564～0.654）;在生活事件评分P50以上学生中,基线DA、D1（脆弱性）、D2（吸引与排斥）评分对3次随访均为抑郁症状的预测AUC值分别达0.804（95%CI:0.690～0.919）、0.705（95%CI:0.529～0.880）及0.925（95%CI:0.856～0.994）,而在生活事件评分P50以下学生中,未发现该预测作用;（5）四次调查DA及各维度水平的变化情况: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DA及各维度评分在4次调查间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DA及D1（脆弱性）、D2（吸引与排斥）D8（认知哲学）3个维度3次随访评分均显著高于基线（P<0.05）,而DA其余5个维度仅第1次随访评分高于基线（P<0.05）;进一步以DA及各维度评分的四分位数进行4次测评的内部一致性检验显示,DA的4次测评Cronbach’sα系数为0.806,除D8维度为0.69外,DA其他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均在0.7以上。执行功能及DA与高中生抑郁症状关联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显示,（1）病例组和对照组在神经心理学指标上的比较:DS测试中,病例组反应时（9.38±3.22）显著高于对照组（8.41±2.10）（P<0.05）;ANT测试中,病例组执行控制网络[82.08（68.28,99.28）]显著高于对照组[70.86（46.24,92.72）]（P<0.01）;WCST测试中,病例组持续性应答数（51.19±13.77 vs 35.76±11.37）、持续性错误数（35.76±11.37 vs24.35±11.02）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完成分类数病例组（3.71±1.90）低于对照组（4.35±1.98）（P<0.05）;TOL测试中,计划时间（5.13±1.41 vs 4.61±1.16）、完成时间（15.32±4.03 vs 14.09±3.01）及完成步数（7.52±0.75 vs 7.02±0.74）病例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2）执行功能及DA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A评分高、持续性错误数多及执行控制网络效率低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3）执行功能及DA对抑郁症状的交互作用:持续性错误数与DA对抑郁症状具有相乘交互作用（P<0.05）,其中,与持续性错误数(P50以下)及DA水平(P50以下)均较低的学生相比,持续性错误数(P50以上)及DA(P50以上)均较高的学生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增加（OR=8.70,95%CI:1.19～63.75）;但未发现持续性错误数与DA对抑郁症状的相加交互作用（RERI=1.90,95%CI:-12.24～16.03;AP=0.22,95%CI:-1.19～1.62;S=1.33,95%CI:0.17～10.59）;执行控制网络与DA对抑郁症状具有相乘交互作用（P<0.05）,其中,执行控制网络(P50以上)与DA水平(P50以上)均较高的学生,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高于执行控制网络(P50以下)及DA水平(P50以下)均较低的学生（OR=10.82,95%CI:1.34～87.35）;但未发现执行控制网络与DA对抑郁症状的相加交互作用（RERI=4.16,95%CI:-13.61～21.94;AP=0.38,95%CI:-0.79～1.56;S=1.74,95%CI:0.19～15.52）。结论抑郁症状在高中生人群较普遍;DA评分越高的学生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越大,在高水平负性生活事件应激的学生中,DA对2年内反复发生的抑郁症状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DA 5个维度与抑郁症状的发生密切关联,且存在性别差异;持续性错误数与DA、执行控制网络与DA对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发生均具有相乘交互作用,提示DA与执行功能交互作用影响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发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