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张栻同为南宋著名理学家，虽然二人同宗二程，但朱熹受教李侗，张栻以胡宏为师，其学术观点自然有不同。两人的学术交流多以书信往来，期间就共同关心的各种学术问题、政治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这些交流内容也对朱熹和张栻的学术观点的发展与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闽学和湖湘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和张栻的整个学术生涯都贯穿着对仁学的探求，这也是二人学术交往自始至终讨论的一个重点。本文通过分析比较朱熹和张栻的仁说思想以及探讨二人学术交往中对仁的论辩，来考察朱熹和张栻仁学思想的差异，以及其中折射出的闽学和湖湘学派之间学问旨归的不同。朱熹和张栻仁说之比较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在识仁之方上，张栻以类聚圣贤言仁处的方法，教人通过学习孔孟的为仁之方来体认仁说，而朱熹否认这种寻章摘句的方法，认为没有仁字的地方亦有仁说；张栻继承师说，主张观过知仁，应先察识仁体，然后再操存涵养，而朱熹认为涵养之功亦很重要，主张察识与涵养相须并进；在以爱言仁还是以爱之理言仁的问题上，朱熹和张栻均赞成以爱之理言仁，而不同的是朱熹将仁上升到理的范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并且将仁作为心之德爱之理，强调体用的相互联系；张栻以心言仁，将心的作用扩充至宇宙万物，仁是人心，天下万物均为仁；就公与仁是否可以等同这一问题，张栻将公内涵于仁，认为公是先天的，人按照公的原则行事便实现了仁，而朱熹则主张公是一种后天的精神追求，仁是先于公的；仁与义礼智的关系问题上，张栻认为仁是至善之体，与义礼智相对，义礼智亦为已发，朱熹则将仁义礼智四德均作为未发之性，仁包括义礼智，已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涉及到了两人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理学的重要内容。通过仁说之比较，朱熹和张栻的仁学思想也得以体现。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也体现了两人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学说思想的不同，也反映出了朱熹所代表的闽学与张栻所代表的湖湘学派之间的学术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