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群体占据了人口的半壁江山,始终是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助推力量,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观念意识。但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作为单个个体的人都是多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很长历史时期,最先占据农民意识形态领域的当属家族意识。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封闭狭小的的地理生存空间使农民的思想认识和交流范围十分有限,以及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促使父权和族权在人们心中的高大形象,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和地缘相统一的家族共同体。另外,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占据了传统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这种集权的官僚统治下,皇权崇拜意识也日益滋长。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落后使得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得不需要依赖国家解决困难密切相关,而且农民主体意识空场,这就使得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意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长期性。到了20世纪初,伴随着统治中国的封建清政府的垮台,意味着以王朝形态延续的国家更替序列从此结束了,皇权崇拜的对象不复存在。随后我国开始了构建国家民族运动的历程,这也主导了农民意识形态的变化,由皇权崇拜向民族认同转变,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民族意识迅速升温。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走到了一个破旧立新的新阶段,要使新政权得到巩固,不仅需要建构符合形势的制度,更需要树立符合新形势的主流意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必须从广大农村着手,在农民中间寻找最坚定的力量和支撑,因此建构农民国家意识的探寻之路由此开始。本论文主要是以五十年代中国历史变迁为依据,围绕近代国家与农村、农民之间关系变迁的大背景展开的。农村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嵌入主流意识的主要场所,农民群体是其中的核心要素。其中主要的路径是:借助国家权力下沉,塑造农民阶级意识;通过对小农经济改造,培养农民国家意识;鼓励文化下乡,提升农民政治觉悟;国家意识的建构也是国家进行政权巩固建设的一部分,而农民在选择接受的同时也会权衡,因此农民国家意识建构的过程会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也会因自身利益的冲突引起一系列“反行为”。这就促使我们反思和寻求更加合理的解决方式。改善民生是增强农民对国家认同的关键;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价值观念,积极发挥主体性的能动作用;改变单向传输型的方式,建构更加完善的国家意识传播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