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下半年起，我国开始了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放弃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尽管改革曾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度中断，但是改革大势不可逆转，2010年下半年汇率制度改革得以重新启动。汇率制度改革的结果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长期积累的升值压力得到释放，人民币开始了升值进程。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为开放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近年来，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Stochast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简称“DSGE模型”)的结合日益成为国际上研究开放经济问题的基准工具。然而，我国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通过对我国开放经济体制的分析，认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开发了一个包含居民、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厂商、进口商和政府五部门的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宏观经济动态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模型的特点有：第一，引入了新凯恩斯主义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第二，考虑到我国80％以上的进口产品是作为中间投入品使用的，在贸易品厂商生产函数中引入了进口中间投入品；第三，在利率平价条件中引入外汇市场风险溢价因子，从而使模型能够反映净国外资产规模变动与国内经济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第四，采用校准方法确定模型的稳态参数，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模拟的贝叶斯估计方法确定模型的动态参数。第五，模型中蕴含着“Balassa-Samuelson效应”。第六，模型可以对不同汇率制度进行模拟。　　 本文的模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来自国际贸易市场的外部通货膨胀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均会造成重大影响，是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第二，我国利率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弱，利率政策的效力有待提高。从DSGE模型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我国利率仅对人民币名义汇率存在显著影响，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影响不大。第三，由于存在工资和价格粘性，名义汇率波动存在超调现象。第四，在理性预期的作用下，本国利率上升会导致即期汇率下降。第五，由于我国进口中间投入品在贸易品厂商生产投入中仅占40％，但是在进口总量中占据80％以上，本国利率上升会导致进口下降的幅度小于出口下降的幅度，从而出现贸易逆差。第六，通过将短期模型扩展为长期模型之后进行数值模拟，证明了在包含利率和不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系统中，仍然可能发生“Balassa-Samuelson效应”，从而完成了Balassa-Samuelson效应”的理论扩展；并且由于我国贸易品部门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将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我国发生的“Balassa-Samuelson效应”将给人民币名义汇率带来升值压力。第七，人民币汇率永久性升值的过程中会导致本国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部门将受到沉重打击，出口量将大幅度下降，国际收支会累积一定的逆差。第八，通过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经济变量的模拟，发现从减小经济波动的角度而言，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均不是我国的最佳选择，适当的管理浮动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波动；目前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严格控制有助于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给出口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是必要的；但是在人民币汇率接近长期均衡水平之后，可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发挥汇率波动对暂时性外生冲击的吸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