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的“官修礼书”,包含历代正史中的“礼志”部分,《大清会典》、“清三通”等政书类的礼门以及礼制专书三个部分,其中又以礼制专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官修礼书作为儒家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大一统”思想观念和正统观念的重要“代言工具”,故历代统治者功成治定后无不重视制礼作乐。自先秦、两汉以来,官修礼书的制作经历了一个从经学著作到正史、政书,再到礼制专书的历史演变过程,历代皆有损益,不断发展完善。时至清代,官修礼书的制作从修纂机构、人事管理、史料收集、编排体例等方面已空前完备,对清代官修礼书的史学功能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清统治者寻求满汉文化认同的文治理念进行考察,无疑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然而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后发现,当前学界对清代官修礼书尚缺乏足够关注,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选定《清代官修礼书研究》这一选题,以乾隆朝所修《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三部礼制专书作为核心考察对象,旁及其他官修礼仪文本,秉承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其修纂背景、修纂经过、修纂特色、史学功能与价值、政治与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时间断限上以乾隆朝为中心,礼书修纂的背景介绍将上溯至顺、康、雍三朝,对礼书的续修、流传及其影响的考察,则会延伸至清代中晚期甚至清末。本文将围绕礼仪文本的书写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对清代官修礼书的修纂背景与主旨、修纂经过、编排体例、内容特色以及对后世官私典籍书写的影响做一系统考察;另一方面对清代官修礼书的宫廷与社会实践情况做一深入研究。本文在研究视角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一方面以历史学传统研究方法为主,对礼书修纂及相关史实进行宏观层面的考证与陈述。另一方面,适当运用人类学仪式理论,对礼书所载仪式内容诸要素进行微观分析,以探明礼仪文本对于统治者谋求文化认同和彰显统治权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言之,本文主要由以下六章组成:第一章对清代官修礼书修纂的学术与政治背景做一宏观介绍。在学术背景方面,明末清初礼教主义兴起,清前期以礼代理、以礼经世学术思潮逐渐形成,这一学术潮流借助学者参与官方典籍的修纂工作,深刻影响到官修礼书修纂的学术旨趣。在政治背景方面,自关外肇基之初直至乾隆“盛世”到来,清统治者前后相续、一以贯之地推崇汉文化,并在朝臣的建言之下,陆续制定礼制条文,渐次展开宫廷礼仪实践。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清统治集团逐渐形成了经世致用的“礼治”思想,并转化为乾隆朝修纂礼制专书的核心编纂理念。第二章对乾隆朝所修《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三部礼制专书的修纂缘由及主旨、修纂机构和人事管理、成书时间及修纂体例等情况做了系统梳理。与前代相比,三部礼书的修纂各具特色,《大清通礼》力求贯通古今,上下通达,精简实用。《皇朝礼器图式》经过严密考证,以“循器明礼”的原则来张大“礼”之精意。《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则通过整合满洲萨满信仰和礼仪,试图保存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特质。第三章重点分析上述三部礼书的篇章结构和内容特色。这一章除了注重考察清统治者、修纂者和四库馆臣对礼书的评价外,还将三部礼书与历代官修礼书以及“本朝”各类官修礼仪文本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力求对三部礼书谋篇布局的优缺点,所载内容的史学价值,以及与清朝所修其他礼仪文本的互补性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第四章集中探讨三部礼书对后世官私典籍,如典章制度体史书《大清会典》、“清三通”,以及地方志、私家著述修纂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后世典籍修纂的史料输送作用,对其修纂体例以及其他修纂理念的借鉴作用等。第五章主要对清代官修礼书的宫廷礼仪实践情况做一具体考察,探讨清廷如何以官修礼书为指导,将满汉礼仪兼顾并行,以实现满汉文化认同与制衡。本文专门以清代蒙古年班朝觐礼仪作为个案,运用人类学仪式理论对官修礼书和域外文献进行解读,通过对仪式展演过程的微观剖析,探究清代宫廷礼仪实践对于维护边疆地区多元统治秩序所发挥的文化作用。第六章将研究视角下移,考察清代官修礼书在地方社会的实践情况。首先是地方官府在进行礼制建设和礼仪操演时对官修礼书的援引和行用。其次是地方士绅在其著述中引用官修礼书内容,抨击社会失礼现象,并以身作则,躬行官方礼仪,以化民成俗。第三,本章对官修礼书和中原礼仪在边疆地区的普及和推广做了初步考察,探讨其对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由于官修礼书卷帙浩繁以及地方官宣传不力等因素,导致其在地方社会推广和行用重重受阻,社会影响颇有局限性的问题。结语部分从学术价值、政权建构和社会文化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清代官修礼书的时代价值。首先,在学术价值方面,与前代相比,清代官修礼书具有精简实用、图文并重、满汉礼仪交融的时代特色。其次,礼书修纂也彰显了身为少数民族的清统治集团试图通过满汉文化的双重建构与认同,来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政治诉求。最后,在地方官府和士绅的援引和推广之下,官修礼书对于地方社会陋俗的纠正和官方礼仪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推广和普及官方礼仪的过程中,也展现了诸多窒碍之处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