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日益严峻以及开展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政治、经济以及环境等领域内备受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自身的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中国也面临着减少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压力。节能减排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应该承担起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种责任。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控制碳排放量的增加,而且需要明确各省区市的碳减排责任。在进行碳减排的责任分配时,由于我国省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各省际区域的碳排放总量,同时,也必须要将由于省际区域间贸易而产生的碳排放转移量考虑进去。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测算和分析了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省际碳排放转移量,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空间分布以及各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经济溢出效应。首先,本文利用2007-2012年间断的30个省、自治区(市)的30个部门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中国相应年份的伴随省际区域间的贸易而产生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转移总量以及相应的27个部门的碳排放转移分量进行测算,定量的描述分析了中国各省际区域相应年份的碳排放转移的规模和相应年份的省际区域间碳排放转移总量的差异以及相应年份相应部门的碳排放转移分量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中国各省际区域的碳排放转移总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中能源资源富足地区的碳排放转入量大于碳排放转出量,发达地区的碳排放转出量大于碳排放转入量。其可能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各省际区域的能源资源储量、经济发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因此,目前来说,中国各省际区域间存在着从经济发达地区向能源资源充足地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碳排放转移现象。其次,本文利用中国各省际区域独有的的地理位置的临近特征相应的构建了符合中国现状的空间权重矩阵,运用Moran’s I指数对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和碳排放转出的Moran’sI指数分别为0.329和0.225;2010年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和碳排放转出的Moran’sJ指数分别为0.304和0.275;2012年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入和碳排放转出的Moran’sd指数分别为0.267和0.219。表明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的特征,而且可以看出,自2007年到2012年,中国省际区域的碳排放转入的Moran’sI指数逐渐减小,碳排放转出的Moran’sI指数先增加后减少。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在局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L-L模式(低碳排放转移区域被低碳排放转移区域包围)和H-H模式(高碳排放转移区域被高碳排放转移区域包围)。最后,本文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移的经济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出所产生的经济溢出效应要强于碳排放转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省际区域碳排放转出的正向经济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碳排放转入的负向溢出效应有所增长。最后针对研究结果,分析其产生的可能原因。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本文采用新公布的排放因子数据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2007-2012年的碳排放转移量,并分别对碳排放转移的区域差异、省际差异和行业差异进行分析;其次,本文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别对2007-2012年的碳排放转移的经济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并对比不同年份的经济溢出效应结果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