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方法成为近代西方哲学演进的关键环节。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哲学的方法似已成为哲学革命的必要前提。正是在各种哲学方法的推进之下,近代哲学才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康德哲学在弥合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歧时,尤其明显地标示了它作为方法哲学的性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是路径相对但旨趣相同的两种哲学传统。前者始终贯彻经验归纳法,把认识所以可能的根据限定在经验范围之内,并通过物理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将其导向了极端的怀疑论,并成为拒斥形而上学的先声;后者则更多地承袭了中世纪的理性演绎法,强调认识所赖的先天根据,经由启示和数学的方法走向了独断论。康德哲学即是这两种传统在相互争持之下的一种和解。一般而言,康德哲学的方法呈现出三个维度。一是批判的方法,它又包括了两种方法,即界限的阐明和权利的演绎,前者严格界定了认识与实践的界限,把理性的各种能力安放在正确的位置之上;后者通过演绎的方法,使认识的综合过程具有了合法性。二是理性的运用方法,即纯粹理性的“训练”和“法规”,以及理性的教育学,前者分别对理性的运用保以正确和防止错误,后者作为理性的培育方法(“塑造”与“照料”),在实践理性中,旨在促成理性主体的自由人格。三是先验建筑术,它作为批判哲学的形式方法,既作为批判哲学的叙述方法,又是批判哲学大厦的建构方法。康德哲学体系具有三分法的特征。首先“三大批判”明显具有三分法特征;而且康德通过“构成性”的方法回答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又通过“调节性”的方法,将实践排除在认识之外(或跃入知识之上),再通过“协同性”的方法,把各各独立的概念、机能、领地,乃至两相矛盾的地方协同为一。康德哲学的诸方法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就哲学自身的品格而言却不乏失足。康德不仅在重要概念的运用上疏于界定,而且在假设的系统统一之下,依靠强力的模态逻辑,保障了批判体系的自洽与协和。康德在对人类终极目的发问,以及知识理论的未尽之言中,方才暴露了其非理性的基础。我们认为,感性接受性与知性自发性的基础,分别是被意志客观化了身体及主观化了的需要—满足活动,它们奠定了认识论形而上学的真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