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和其他敏感个人信息的独特性。该信息关乎人格尊严和个人自由,而且承载着商业价值和公共管理价值,产生了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需要、信息业者的商业利用需要和国家机关的公共管理应用需要。在当今大数据时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物识别技术的生活化应用为人们提供了便捷,但也引发了过度收集、泄露、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等违法情形,产生了信息安全问题。技术滥用正威胁着人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甚至引发了人们对生物识别技术的恐慌。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对此前无序的信息处理活动进行了规范,对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进行了回应,但强化法律保护这一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均存在法律保护科学性不足的问题。信息保护规范存在保护理念不明确、保护模式尚待优化、有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针对性保护不充分等问题。信息保护执法依据既需要保持稳定性又需要适应技术更新以保证灵活性,且监管体系既要鼓励社会广泛参与也要保证规范性。对此,我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路径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第一,增强法律保护意识。在提高公民法律保护意识的同时促进企业树立合理的法律保护理念。第二,完备信息保护规范。一方面要明确充分保护的理念,在禁止商业获利的同时警惕国家机关权力滥用。另一方面要科学选择保护模式,形式保护上秉持统一立法模式,之后的法律修改可以考虑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以单独的章节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予以规定;实质保护上选择三层区分保护模式。此外,还要合理安排保护内容,对收集、传输、存储、使用、共享和转让等重要的信息处理环节作出规制性更严、操作性更强、指引性更明确的特殊规定。第三,加强执法监管。一方面需科学制定执法依据,将国家层面的宏观规制和地方层面的灵活规制相结合;另一方面要构建友好型监管体系,拓展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管模式、设立外部监管与内部保护互联互动机制、增加行政诉讼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