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逐步推进,我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类城化”的新型农村社区,这些新型农村社区在大大提升村民的人居环境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割裂了村民间本已脆弱的社会关系网络,造成村民间的陌生化和疏离化,也背离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与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的初衷。因此如何重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组建新的生产生活共同体,成为了当下新型农村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内的公共交往行为及其物质空间载体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知道,在“空间-社会”互动逻辑下,优质的公共空间具有促进社会交往与社会网络形成的功能。我国许多学者都曾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展开研究,但大多集中于公共空间建设层面的指标和技术问题,和文化层面的景观风貌展示问题,而忽视了公共行为与交往活动才是公共空间的本质功能,忽视了交往行为作为空间与社会互动的桥梁,是新型农村社区形成健康公共生活的关键因素。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本文尝试从公共交往行为视角,对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使用、评价与优化问题展开研究。首先对应国家政策的阶段性变化,对传统时期到改革开放后的乡村公共空间和村民交往行为的三次嬗变进行研究,发现乡村地区村民交往行为与公共空间的相互关系逐渐由高度契合向分离与失序转变,并在内涵要素层面上表现为公共空间中的形式内涵逐步大于公共行为内涵的变化特征,导致村落中的公共空间丧失了对村民公共交往活动的亲和性,造成交往行为与公共空间的背离。其次,通过实地调研和多重访问、考察,一方面了解新时期村民交往行为的发展变化特征;另一方面对武汉市的新型农村社区进行分类研究,总结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现状特征与问题。并进一步通过与传统乡村聚落交往行为与公共空间关系的对比,分析、总结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交往行为与公共空间错位的原因,即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村民交往行为的差异化和公共空间的标准化是导致“行为-空间”错位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公共空间的行为效用的概念,并借助已有的公共空间评价体系,构建了以物质环境要素、文化内涵要素、行为活动要素为三大准则层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行为效用评价模型。最后,通过对武汉市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行为效用评价的实证研究,发现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行为效用具有下列特征:社区整体的公共空间行为效用性较低、单因子的公共空间行为效用一般,且普遍存在因子的效用度与对应的关注度不匹配的现象。接着从效用度与匹配性问题角度对公共空间的物质环境、文化内涵和行为活动三个层次进行因果关联分析,找出造成各类问题的具体原因。并根据行为效用评价与分析的结果,从公共参与、行为引导、空间细化和内涵提升四个方面提出了公共空间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