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普遍性和长期性困扰着当今社会,消除贫困不仅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而且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升国家的人权和法治水平。在我国,农业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产业,农村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覆盖相对薄弱的区域,农民是社会结构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具有现实紧迫性和长期艰巨性。扶贫尤其是“精准扶贫”不仅意味着2020年之前通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努力使生活在我国农村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按照党的既定目标摆脱贫困,还意味着在将来更长时期内,“精准扶贫”应当成为我国消除相对贫困、确保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制度。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贫困,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分布在城市,金融主要服务于经济发达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品,农业保险具有化解农业风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农民收入等功能,也是推进我国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战略的内在需要。然而,农业保险在实践中却暴露出了帮扶对象不精准、扶贫服务不精准、扶贫绩效不精准等突出问题。究其根源,我国农业保险扶贫法律体系、农民保险权利保护、农业保险扶贫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缺陷,严重影响着国家精准扶贫工作目标的实现。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对我国农业保险法律问题进行剖析,借鉴域外农业保险扶贫成功经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对于促进我国农村扶贫战略的稳步开展,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农业保险参与扶贫概述。致贫原因的社会化、制度化,使贫困者难以依靠自身能力摆脱贫困。扶贫是承担国家责任的要求,也是保障贫困者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与传统扶贫模式相比,农业保险具有防灾止损、精准帮扶、促进改革成果共享等功能,在稳定农民收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农民基本人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从其发挥的扶贫效果来看,其保障力度依然不足。将农业保险纳入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方面,并不断对该制度从法律上予以完善,不仅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有着广泛的现实必要性。第二部分,我国农业保险参与扶贫的困境与制度成因。根据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差异精准施策,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内在要求。然而,从精准扶贫视角来看,我国农业保险扶贫工作存在着帮扶对象不精准、扶贫服务不精准、扶贫绩效不精准等突出问题。从制度成因看,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存在农业保险扶贫法律供给不足、农民重要保险权利的缺失、农业保险扶贫法律激励机制的低效等问题。第三部分,农业保险参与扶贫的域外经验与启示。农业保险在世界反贫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而言,域外一些国家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更为成熟,也颇为有效,值得借鉴和参考。分析美国、法国、日本、菲律宾在农业保险扶贫领域的立法保障、财政支持、风险控制等,可以看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在农业保险立法、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农业保险基层建设等方面也可以加强贫困农民保险权利的保护与政府、保险机构扶贫义务的规制,提升农业保险扶贫绩效。第四部分,我国农业保险参与扶贫的完善对策。首先,完善农业保险扶贫法律体系,为扶贫事业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律支撑;其次,强化农民保险权利的保护,确保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再次,优化农业保险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提高各方主体扶贫、脱贫的积极性;最后,健全农业保险风险防控法律机制,促进扶贫事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