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内容丰富、复杂，期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土地制度变化的频率高、幅度大、方式多，为制度变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案例素材，也为验证、丰富和发展当前的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可能。尽管人们能够观察和认识到这些，一些学者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我们对政治过程、土地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间的模型化研究还是远远不够，仍存在如下一些空白点：从研究方法上看，对1949—1978年间土地制度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土地公有产权的改革，进行大时间跨度研究、运用模型分析的文献并不多。从研究视角看，对1949—1978年间土地制度变迁的研究，已有文献多以产权视角进行描述分析，缺乏数理模型的支持。从研究的理论依据来看，现有文献还无法回答如下问题，即1949—1978年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有效制度变迁理论对此能否以及如何解释，如果将政治决策因素引入制度变迁过程，能否对此过程进行更合理的说明?如果将政治因素引入制度变迁过程中，可以解释1949—1978年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即从有效制度向无效率制度变迁，那么这种方法能否、如何解释1978年发生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公有产权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制度变迁?这些空白点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尝试对中国大陆1949—1978年间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后发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进行大时间跨度的研究，以已有文献中定量分析结果为基础，寻找能够更好解释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对比已有制度变迁理论框架后，给出一个包括“政治过程、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在内的新的研究框架，并将其代表人物Acemoglu的理论与马克思、诺斯等人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依据新的理论框架，对定量研究结果所揭示的1949-1978年、1978年后发生的无效与有效两种制度变迁形式进行模型化分析，尝试运用动态博弈，分析政治过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机理，并在前文理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制度变迁理论的前沿问题进行了补充。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依据当前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的新特点展开，即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并重、案例描述和制度模型化分析并重。本文在以中国大陆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为例的分析中，首先对案例进行语言性描述，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定量的刻画，然后在模型化分析中，利用动态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马尔科夫完美均衡等概念，和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模型化制度变迁及其条件，揭示制度选择中的政治失灵现象，从而更好地阐释了已有文献中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对当前制度变迁理论发展中的前沿问题进行了补充。在进行这些工作之前，论文还对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比较，对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也是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全文由理论比较分析和案例模型分析两大部分组成。在本文理论比较分析中，首次尝试对马克思、诺斯、Acemoglu等人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理论前提、方法论、基本假设和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Acemoglu和诺斯支持制度决定论，而有别于马克思支持的经济增长决定论；Acemoglu具体方法论上的优势是宏观和微观并重，个案研究、数理模型、计量实证并重，广泛运用博弈论；Acemoglu和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出发点都是社会冲突论，其研究重心是权力及其分配，理论体系都是动态内生的，可以包含制度的粘性和变迁等。论文认为Acemoglu制度变迁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一次综合和发展，其继承了马克思重视社会冲突、关注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的传统，同时更多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思维，对案例研究进行计量和模型化分析，从而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Acemoglu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中国的案例分析，具有很大的研究潜力。本文案例模型分析中，前一个模型“对无效率制度的形成及粘性分析”，填补了模型化分析土地产权制度影响农业增长的一个空白：没有文献模型化分析中国大陆1949-1978年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而这段时间土地产权制度变化特点明显，是从有效率到无效率变迁的过程，人民公社体制下相对低效的土地公有产权制度，于1959-1978年长期稳定存在。该模型分析无效率制度的形成及其粘性，而已有文献中对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分析模型对本研究对象并不适用。该模型的贡献在于：将计划经济性质的工业生产函数引入到了模型分析中，弥补了Acemoglu等已有文献中仅分析市场经济生产的不足；分析了法定政治权力和经济政策变动情况下，无效率经济制度的形成及粘性的案例，完善了Acemoglu等研究计划中的案例类型；通过特定模型和中国具体案例的结合，扩展了Acemoglu等已有文献中的案例研究的范围。通过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农业经济政策制定的基本框架，并为各种政策施加约束。1949-1978年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生产者政治权力的分配，是法定政治权力、实际政治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农业生产者和劳动者实际政治权力的薄弱，面对掌握政治权力的工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和劳动者无法有效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在保护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产权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下，掌握政治权力的工业生产者利用抽租和要素价格操纵等无效率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从农业生产者和劳动者处转移社会资源，形成经济均衡状态。当抽租和要素价格操纵等经济政策，无法满足工业生产者进一步最大化自身收益的需求时，产权制度的限制便被突破，配合巩固政治权力、取消自由迁徙实行户籍制度等无效率手段，推行土地公有产权制度，无效经济制度便产生了。推行土地公有产权制度的结果，导致工业生产者收益的下降，出现政治失灵的情况。工业生产者可以利用经济政策手段，弥补无效率经济制度的不足，试图增加自己的收入，虽然不改变其政治失灵的性质，却支持了无效率经济制度的长期存在，即粘性。工业生产者比农业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政治权力大，是无效率经济制度及其粘性和政治失灵形成的根源。后一个模型“政治过程作用下的有效制度变迁”，解决了以下问题：既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下土地公有产权间存在巨大的潜在制度变迁收益，那么1949-1978年间，农民反对人民公社体制下“一大二公”、尝试“包产到户”的努力共出现了六次，为什么这些抗争除了1978年的第六次尝试引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而其余五次均以失败告终?1978年发生的土地制度变迁，贫穷地区乐于改革、推进较快，而富有地区推广较慢、部分地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制度安排还得以保留，为什么面对相同的有效制度安排，不同地区的态度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已有的文献并没有对上述问题给予模型化解释。该模型将游说和权力分配引入有效制度变迁的分析中，说明正是政治过程因素影响了有效制度变迁的进程，使其表现出不同的变迁结果和地区差异，并尝试模型化分析中国农村1978年前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失败和成功的过程，求出新旧制度下生产收益差额的边界值，刻画有效制度变迁成败及多样性的临界条件，揭示有效制度变迁中政治过程的作用。结论认为，农民可以预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土地公有产权更有效，但只有当新旧制度下生产获益差额足以支付农村干部索要的贿赂和制度转换成本时，农民的制度创新行为才可能发生，农村干部此时才会支持农民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发生、中止和地方性政策变动的条件，是农村干部的合法收益、制度转换成本和农民的收益折现率的函数，当自然灾害严重、贫困加剧时，以及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作用弱化时，会引起上述因素大小变化，导致农民在农村干部支持下制度创新发生和持续下去的概率增加，此时农民更倾向于改革旧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农村干部的地方性政策更倾向于支持制度创新。当自然灾害严重、贫困加剧，以及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作用弱化极端化时，贫困地区和部分一般地区已经不再顾及中央计划者的制度偏好，支持本地区农民的制度创新行为，中央计划者无法用激励措施控制农村干部的政策偏好。面对控制农村所需费用的高涨，中央计划者只好同意已经实施制度创新的地区，对新制度进行赎买，同时将支持制度创新的地方性政策在国家层面实现制度化、合法化，而在未实施制度创新的地区继续维持旧制度。这是农民、农村干部和中央计划者的最优选择，从而说明由地方政策合并形成的中央制度是有效率的。该模型的贡献在于：就本案例研究而言，首次尝试将政治过程因素，纳入一致的有效制度变迁模型中来；利用博弈论动态刻画国家、农村社区和农民之间，就制度变迁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和不同谈判结果。本文还补充了Acemoglu等人已有文献中的不足，因为其已有的研究，没有对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关系进行详细地论述，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济政策演变为经济制度的典型案例，即地方性经济政策是如何上升为国家经济制度、实现有效制度变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