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是该学派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组成，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仅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内涵，也影响了法兰克福研究所后期主要成员的相关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时间环境和宏观视角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改变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而其空间环境和具体诱因则是法西斯的文化宣传和美国的文化统治；这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典型的发生学语境。基于启蒙理性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工具理性的生成，使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技术化，标准化、雷同性，平面化及娱乐性，强迫性、总体性；这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向度。其意识形态批判向度的要点在于，大众传媒与快乐机制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基本路径；这表现在：技术理性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前提，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化的中介，快乐机制的建立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化的方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而认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有肯定现实的维护功能、欺骗性和操纵功能、教化功能、整合和同化功能；最终在启蒙逻辑也即资本的逻辑的作用下，大众文化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大众文化辩证法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的主题，资本主义批判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的现实维度，非同一性才是社会发展的本真诉求，人性纪念碑标志着大众文化批判人学维度的开启；大众文化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即消费文化批判；从而体现了作者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作者对于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认识上的不足，其理论的建构性的匮乏和主体承担者的不在场，没有对大众文化进行辨证的看待，从而呈现出局限性；这也对我国的大众文化建设提供了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