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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之初,大量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以规避发达经济体低迷的经济金融状况,并推高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扩大信贷规模,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自美联储放风削减购债规模、吹响退出量化宽松的号角后,资本流动逆转重现于世。作为一项影响全球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举措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逆转的影响几乎立竿见影,新兴经济体的股市、债市、经济形势等也因此大受影响。考察此次量化宽松退出背景下资本流动逆转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效应,研究此次资本流动逆转影响新兴经济体的传导途径,在未来新兴经济体面对伴随周期性金融危机而来的资本流动逆转时,向其提供政策指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研究了量化宽松退出背景下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逆转的现状、原因和传导途径;其次,分别基于扩展的Tobin-Blanchard框架、扩展的Blinder-Rakshit框架下对冲击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实证分析资本流动逆转对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冲击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资本市场方面,量化宽松退出前后,美国股市对各新兴经济体股市的波动都有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纵向上来看,2013年5月放风时股市的波动程度要大于2014年正式退出后股市的波动程度,这主要是由于美联储和新兴经济体都吸取了2013年5月的教训,保证退出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市场对量化宽松的退出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横向上来看,同一时段各新兴经济体股市受到的波动程度并不相同,这是由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政治环境等决定的。在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方面,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冲击效应最大,一定预测期限内,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增大,外债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起初是增大的,随后影响就逐渐式微。最后,本文结合研究结果以及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认为资本流动逆转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效应因国而异,各新兴经济体应未雨绸缪,通过国际政策协调消减资本流动逆转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