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理论传入中国已逾三十载,有关媒介权力的研究一直为国内学者所广泛关注,整体研究所呈现出的特点有二。其一,把西方媒介权力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公认的理论假说进行跨文化应用,对中国内地大众传播媒介的媒体实践展开规范性讨论和批评。其二,跨越现代自由主义理论背景下媒介权力的理论流变,用后现代理论或批判理论从权力的视角对西方媒介权力进行外部批判。然而,这两个研究方向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所谓媒介权力的公认性和不言自明性是针对其发端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媒介环境而言,将其概念不加探究地进行跨文化应用不仅降低了概念本身的有效性也使接下来的讨论失去实质意义。其次,后现代权力理论是针对西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内部批判性理论,将其不加严格梳理地用于否定西方媒介权力难免有错位之嫌。正是基于对国内研究状况的分析,本文对媒介权力的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以个人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自由主义理论背景下个人权利的演进为线索,厘清媒介权力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到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自由的发展过程。第二,以媒介权力为视角,解读启蒙思想影响下媒介理论的两个分支。一个是自由主义媒介观下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舆论监督;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媒介观下作为党政权力延伸的报刊批评。在两种媒介观和各自的社会现实下,媒介权力的性质和功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第三,分别讨论西方社会,作为民主社会制度性构成的新闻界,媒介权力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的正当性危机;以及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大众传媒,对于自身的媒介身份和媒介权力在理论和实践双重背景下的认同障碍。第四,研究西方社会和中国新闻界对于自身媒介权力面临的困境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前者在理论及实践上整体转向公共新闻学;后者以市场化运作的严肃新闻媒介为代表,选择了以公共性为立场,以公众代言人为身份认同的媒介权力的公共性诉求。最后,以两种媒介权力理论交叉观照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新闻媒介,以《南方周末》评论版为例,通过对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其对于媒介权力的认同取向和表达方式,以及对于社会民主和法治的意义。媒介权力,它的价值在于独立的“居间性”和“公共性”,以公正、公平,公益的立场来提供公共信息、整合公共舆论,监督公共权力。公众代言人,是新闻媒介无论在何种理论背景下都最应认可的身份及媒介权力的正当性基础。秉持公共性立场来表达媒介权力无论从职业理想还是市场策略而言,都是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主流严肃媒体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