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拉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在前进过程中从未停止探索,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使中外合作办学逐步取得新的进步。作为一种处于发展期的教育形式,中外合作办学必然有其特色的发展趋势,有其最优的运营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定处于不断调整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最终成为一种稳定的教育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第三种办学模式,与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有共同性更有特殊性,由于中外合作办学牵涉到两个国家的教育资源,通过教育资源与本土结合,从而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其他两种办学模式的开展,因此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目前呈现的总体特点是“重审批,轻管理,弱服务。”然而由于政府部门权力相对集中,政府在工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少,从而使中外合作办学出现了专业引进重复,地区分布不平衡,合作院校水平较低,引入课程不够优质、学位授予混乱等现象,“贵族学校”、“有钱就能去的学校”等观念深入人心,影响中外合作办学的声誉。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准公共物品,理应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服务,然而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更倾向于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和吊销,执行的是管理功能,而对于政府的服务功能则有所淡化。并且我国各类高校都依赖于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带有很强的共性制约。对于机构和项目如何定位,各自应该实现什么样的预期目标,各自应该招生的群体,以及各自与国外机构的合作方式都没有明确的界限。对政府的依赖性不仅造成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趋同性问题日益严重,而且政府权力的集中也阻碍了对趋同性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分类管理,是解决中外合作办学趋同性问题的有效对策,也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发挥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体现。一般而言,实施分类管理越严格,表明政府对高校的干预管理权力越大,高校自主发展权力越小,因此在分类管理过程中高校和政府如何定位,归根结底也是平衡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问题。本文以“放管服”改革为背景,在政府角色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公共权力理论的指导下,从中外合作办学管理的趋同性问题表现形式入手,分析造成趋同性办学现象的原因,对中外而作办学管理趋同性有明确认识,通过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进行分类管理的方法来解决趋同性问题,在保证政府管理职能的前提下加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服务功能。在问题部分,本文从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法律制度缺失且缺乏针对性、追求效益导致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参差不齐、重视扩大规模忽视办学特色以及审批制度存在“重审批、弱服务”的现象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与法律法规之间的滞后性以及政策失真、政府职能部门职责模糊产生寻租行为、分类不明确导致机构和项目定位不清以及机构和项目审批方式趋同四个方面的原因。根据存在的问题以及出现问题的原因,再加之对国外优秀经验的借鉴总结,从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智库、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明确“三张清单”制度以及加快“互联网+行政审批”模式的建设四个方面强化政府部门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服务功能。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分类管理,是政府部门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的有效手段,是引导中外合作办学克服趋同性形成办学特色的重要措施。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应该与社会人才需求相适应,趋同的办学形式不仅会造成人才供需失调的现象,并且没有把握好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向,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分类管理是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水平的有效途径以及重要的政策选择。分类管理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科学的管理,在“放管服”改革引导下,更新政府管理理念,提高对中外合作办学分类管理的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