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频发的各种商业道德缺失事件,引起了研究者对工作场所非伦理行为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认为除了个体特征、组织特征和伦理事件特征之外,同事也会对个体的非伦理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组织中,个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于组织内部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个体会受同事非伦理行为的诱导进而也实施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导致非伦理行为在组织成员间蔓延开来,即发生传染效应。相对于孤立的个体非伦理行为而言,研究组织内非伦理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更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为了能够有效控制非伦理行为在组织成员间进行传染,亟需厘清非伦理行为传染的中介机制和情景因素。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对组织内非伦理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对其中介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习理论视角探讨间接学习的中介作用,即,个体会将同事非伦理行为作为其行为榜样,从而效仿非伦理行为。我们并不否认社会学习理论的解释力,但是通过增加其它理论视角能够更加全面地掌握非伦理行为的传染效应。例如,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当观察到大多数同事都在从事非伦理行为时,个体会认为这是一种合适的行为方式,从而使其道德价值观发生扭曲,导致个体也随之从事非伦理行为而毫无负罪感。因此,除了间接学习之外,我们还可以探讨道德辩解在非伦理行为传染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以作为现有研究的补充和拓展。非伦理行为在组织成员间的传染效应会受到一些情景因素的影响。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角色榜样是通过改变个体的结果预期从而影响其行为的。如果观察到角色榜样受到奖励就会促使个体效仿该行为,相反如果角色榜样受到惩罚则会抑制个体的模仿意愿。领导对下属工作行为的监管措施能够改变个体从事非伦理行为的结果预期,因此,领导监管对非伦理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调节作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个体的身份图式会影响其对社会信息的阐释。组织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组织认同水平不同的个体对同事非伦理行为的看法是不同的,进而会影响其行为倾向。因此,组织认同对非伦理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调节作用。非伦理行为既有可能是损害组织利益的,又有可能是有利于组织的。人们通常按产生的结果对行为进行道德判断,进而会认可有利于组织的非伦理行为,而谴责损害组织的非伦理行为,因此,这两种非伦理行为的传染效应应具有差异性。探讨道德辩解和间接学习在这两种非伦理行为传染效应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领导监管和组织认同在这两种非伦理行为传染效应中的调节作用,不仅能进一步拓展非伦理行为的研究领域,而且还能为企业控制非伦理行为传染效应提供有效的干预策略。本研究先后进行了三次企业员工问卷调查。第一次采用单问卷对企业员工进行关于非伦理行为传染效应的问卷调查(形成样本一),为两种非伦理行为传染效应的差异性提供初步的验证。实证结果发现两种非伦理行为都存在传染效应,但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份问卷同时包含两种非伦理行为容易使被调查者产生概念混淆,影响研究结论的严谨性,有必要将两种非伦理分开进行企业调研。因此第二次针对非伦理反组织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调查(形成样本二)。第三次针对非伦理亲组织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调查(形成样本三)。通过多种统计检验方法对三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同事非伦理行为对个体非伦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伦理亲组织行为的传染效应大于非伦理反组织行为的传染效应。(2)领导监管对非伦理反组织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但对非伦理亲组织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组织认同对非伦理亲组织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非伦理反组织行为传染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4)道德辩解在两种类型非伦理行为传染过程中均发挥着中介作用。(5)间接学习在非伦理反组织行为传染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但在非伦理亲组织行为传染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6)同事非伦理亲组织行为与领导监管的交互项是通过道德辩解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非伦理亲组织行为的。(7)同事非伦理亲组织行为与组织认同的交互项是通过道德辩解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非伦理亲组织行为的。最后,对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进行了阐述,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