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亚太地区安全领域举足轻重国家之一。由于二战中的战争罪过,日本背负了作为战争发起国应得的惩罚,即被剥夺战争权力。战后日本由于国际法以及自身实力的限制,选择了低姿态的“专守防卫”等防御型防卫政策。然而,当日本经济实力恢复元气之后,日本政府开始不断尝试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试图恢复到所谓的“正常国家”,甚至于2015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凸显出扩张的姿态,对于曾在二战中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主权国家和地区来说,不得不视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提到日本战后防卫政策的发展,就不得不想到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战后初期,吉田茂运用其变幻风云的政治手腕在战争废墟上把日本重建起来,奠定了日本发展的基石。吉田茂根据其对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准确判断,制定出“日美共同防卫”、“防卫力渐增”等防卫政策,这些政策也成为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制定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对日本后世影响颇深。因此本文将吉田茂的防卫思想作为主线索,对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发展作详细的历史梳理。本文在理论方面选取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作为框架,提取了身份、规范以及认知三个变量来分析战后七十年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动因。不同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更多的从文化以及认同的角度来理解国际政治问题。由于日本特殊的历史以及文化,建构主义对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从内因上来说是由于其国家身份的转变,而身份转变的基础则是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上升。经济大国的身份催生了日本政治大国的诉求,也使日本决策者开始着手“摆脱战后体制”的目标。另外,国内规范即《和平宪法》在制定之初就留有解释的空间,给日本调整防卫政策留下了缝隙。而且日本的文化传统使日本不肯只做“经济巨人”。最后,日本历届决策者受其历史文化以及战略目标的延续性影响,都对改变“防御型”防卫政策向“扩张型”转变情有独钟。当前,日本的防卫政策实质上已经向“扩张型”调整,这对于亚太地区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过的中国,不得不调整军事战略,以应对潜在的可能性威胁。这会引起诸多猜忌,甚至会引发不必要的军备竞赛,耗费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来说,也会引起新一轮的安全困境,导致地区安全环境动荡不安。美国是日本忠实的盟友,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从大方面来说对日美同盟会产生一定的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政府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为作了默许,但日本军事实力的提升也会使日本产生脱离美国的离心力,美国对日本的管控力可能会由此下降。日本“扩张型”防卫政策的转向从短期看确实对日本国家实力的提升有益,但把目光放大到整个国际社会,这未必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