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司法实践中斡旋受贿犯罪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形式,斡旋受贿相较其他犯罪,具有其自有的复杂性和其它犯罪无法比拟的多发性特质。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刑事司法领域受贿类犯罪相较以往数量增多,案情趋于复杂,单个案件中涉案人也明显增多,时今,受贿类犯罪已经成为影响到我国社会公正和人心稳定的重要犯罪,受贿类犯罪不仅在数量上居高不下,作案手段也不断翻新,很多更为隐蔽的相关犯罪方式也相应衍生。斡旋受贿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典型的一种新型的受贿犯罪形态,但斡旋受贿作为一种比一般受贿更频繁出现的受贿犯罪,它其中一些要件的界定在法律规定中却并不明晰,对于斡旋受贿的定罪量刑,在实际司法审判中往往存在很大分歧,较难判定。因此,在转型期国家严惩职务类犯罪的形势下,对斡旋受贿犯罪认定中的一些问题,以及怎样从法律和制度上制定更完备的法律政策机制,减少斡旋受贿犯罪的发生,就成为我国治理职务类犯罪的一大要务。本文以廖某斡旋受贿案为切入点,运用刑法理论对该案进行分析,文章第一部分以案情着手,主要介绍了案情的基本情况,并引出法院审判案件过程中存在的争议焦点。第二章主要运用刑法理论对案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结合理论和案情详析了案例中受贿罪和斡旋受贿中一些构成要件的界定。首先,从法理上分析了受贿罪和斡旋受贿的构成,其次结合案例,运用法学理论,详析了斡旋受贿犯罪中一些关键构成要件如何具体界定,包括斡旋受贿犯罪中“利用职权影响力”,“他人谋取利益之利益”这两个要件,以及具体认定中连接这两个要件的“纽带因素”——“意思联络”。最后分析了本案的量刑中,之前的退赃行为能否作为从宽量刑情节。文章第三章针对案例的焦点问题,提出了一些由本案引发的法理思考和解决建议。希望能够对本案进行更深层面的法学思考,并对今后司法实践中相似案例的审判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