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快速拓展,尤其是2014年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一步鼓励和引领了更多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OFDI,不断参与到国际竞争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当中。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OFDI流量和存量大幅度增加,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净输出国。虽然中国企业OFDI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较之发达国家,中国企业OFDI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投资结构失衡、投资成功率偏低、“迂回投资”等。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最大规模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所以中国企业OFDI的快速发展以及所呈现的特点和问题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从母国制度来看,目前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仍在中国OFDI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相对于其它企业而言,这类企业在开展OFDI时通常会受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从而导致过度依赖国内制度;从东道国制度来看,企业进行OFDI,也必须综合考虑双边投资条约、文化距离、政治风险等东道国制度的影响；从制度距离来看,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时面临着较大的适应成本,这种成本来自于企业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满足当地的制度环境要求,为了减少这种适应成本,企业会优先选择与母国制度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已有文献的研究只是单一地分析了各自所考虑的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没有把这些因素整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分析,而专门针对中国企业OFDI的研究更少。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得出,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有重要影响和作用,且这种影响与作用是复杂的,加之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在OFDI中体现出的特殊性,需要从综合视角去考察。因此,从东道国制度因素、母国制度因素和制度距离三方面,综合分析和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不仅检验了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而且也为将来的理论发展奠定基础,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通过揭示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影响的内在机理,既可以为企业通观全局地开展对外投资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参考,使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的对外投资制度及投资促进政策提供理论参考。此外,从制度因素开展研究,对于那些综合实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尤其是那些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企业,本文更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内容：第一,分析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和概念模型建构。首先提出了制度因素一中国企业OFDI的关系模型的构建；其次,分别从母国制度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和制度距离三方面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最后,提出相应的概念模型。第二,采用1984-2012年中国OFDI年度流量数据,以及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第三,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56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存量数据,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传统经济因素、超国家制度和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第四,采用2003-2013年中国对162个国家的OFDI存量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数据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综合检验了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政策扶持力度、法律与秩序、投资环境、国内信贷、储蓄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OFDI均具有正向作用。政府政策扶持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增加。而政府稳定性的影响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政府稳定性对中国企业OFDI影响是负向的,政府越不稳定越有利于OFDI的开展。社会经济条件和腐败控制这两个衡量母国制度质量的指标对中国企业OFDI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国内信贷和储蓄率作为衡量融资环境的制度变量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流量的增加。出口依存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负向影响,但影响是不显著的。第二,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OFDI起到了促进作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已有的多数研究结论是相似的,即双重征税协定与其它投资决定因素相比影响力相对较弱。而WTO成员国显然是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与非成员国相比,成员国获得的直接投资比后者高出70.43%。文化距离作为非正式制度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的增加,文化程度越接近,越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来刺激投资的增加。政治风险显著地抑制了投资的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市场越开放越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的OFDI。第三,制度距离阻碍了中国企业的OFDI。制度距离的增加,或者说两国之间制度差异越大,中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OFDI的规模就会越小。因此,总体来看,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的OFDI的影响是负的,且这种负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较以往研究,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综合考虑了东道国制度因素、母国制度因素和制度距离三方面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探讨了中国企业OFDI制度影响因素的内在机理。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得出：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有重要影响和作用,且这种影响与作用是复杂的,需要从综合视角去考察。这与以往文献只从单一视角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不同。2、从多个角度选取刻画制度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更加稳健的估计结果和更加具体、综合的结论。在分析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时,选取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这个指标来衡量母国制度质量；在分析东道国制度方面的影响时,选取了双边性或区域性的超国家制度安排以及东道国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距离等方面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时,则选取了言语权和问责制、政权的稳定性、反对暴力和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依法治国以及腐败控制等制度性因素。3、综合使用混合横截面的OLS估计、时间序列估计以及面板数据估计等多种估计方法,发现制度是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估计了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发现良好的法律与秩序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OFDI,而政府稳定性与中国企业OFDI的关系则是负向的；通过使用混合横截面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发现本国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同为WTO成员国地位以及文化距离的下降等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提高则显著地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使用混合横截面估计和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估计,发现使用各个维度衡量的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的提高,均显著地减少了中国企业的O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