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金融全球化也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金融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各国各地区金融贸易的相互融合,还促使了全球各经济体的当局者在制度选择过程中的趋同行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是构成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制度的重要规则,同时也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的重要成果,是通过借鉴国际会计准则IAS39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而制定的。然而,ISA39中关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已实际发生损失理论(the incurred theory)。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该计提基础已然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贷款损失准备制度旨在从会计信息的角度为应对银行信贷资产损失风险而储备盈利能力,充当着银行信贷风险的缓冲垫,同时也构成了银行的风险预警机制。事实上,在该制度建立初期,贷款损失准备制度在当局者对银行进行监管方面也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周期的推进,金融危机将贷款损失准备赖以生存的计提基础已实际发生损失理论的亲周期性暴露无遗。2008年金融危机后,社会各方对已实际发生损失模型进行了批评,认为它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会计准则迫于社会压力于2009年11月发布了《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征求意见稿(即IFRS9),提出将金融工具减值损失计提基础由已实际发生损失模型转变为预计损失模型。但是,由于预期损失模型的理论依据不完善、实务操作不合理以及实施成本过高的原因,我国政治当局对此采用了谨慎的态度,没有选择盲目趋同,反而采取了在现有计提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善的措施。然而,由于贷款损失准备是商业银行的最重要的会计应计选择,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而计提模型改善的方向仍未得到明确。金融危机后,社会除了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制度进行了一场争论外,对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我国,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调控措施,如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来遏制金融危机的扩散。从宏观经济的角度,2008年度的调控手段及其干预程度对整体经济来说是有利有弊的,但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许多学者对此争论不休。文中首先从我国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模型入手,分析我国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影响因素。截止到2012年度,我国共有153家商业银行,其中仅17家是上市商业银行,但其资产总额占所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80%左右,其中国有上市银行占6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分别代表不一样的群体特征。因而,在进行贷款损失准备特征分析时,文中将我国商业银行总样本划分为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两个子样本进行研究。并由此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无论是上市还是非上市,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时都受到当期及未来边际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同时也都以财务经营稳定性为首要考虑因素,如存在显著的利润平滑动机以及信号传递动机。但是在资本管理动机方面,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存在行为差异。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管理动机明显,且其资本充足率要显著地比非上市银行的低。也就是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保持较低的资本充足率的同时,更有动机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以弥补损耗的资本同时建立更高额的信贷损失准备缓冲垫。根据资本危机理论(the capital crunch theory)预期,当资本充足率过低时银行会出于对未来资本充足率的关心而进行资本管理。然而,这种出于资本管理动机的贷款损失准备应计操作,对于贷款损失准备的亲周期性具有催化剂的效果。因而针对我国上市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资本管理动机问题,我们当局监管者应当加强其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并尽可能地克服有可能出现‘’too big to fail"等监管失效的现象。本文通过对我国2006-2011期间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在国内其他学者关于宏观经济周期的研究基础上,构造了经济下行期变量,并将该变量引入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模型中进行实证回归分析。从实证结果中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变量与经济下行期哑变量存在正向相关性,即存在亲周期性。这种亲周期性在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分样本中均表现显著。同时,文中的银行信贷行为模型实证结果也显示,我国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银行信贷行为确实存在亲周期效应,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亲周期性。这说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理论基础已实际发生损失模型的亲周期性在我国商业银行实践中得到了延续。这与FSF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的报告预期一致,即无论是滥用还是严格遵循FASB和IASB使用的已实际发生损失模型,其亲周期性都会得到延续。在银行信贷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经济下行期虚拟变量以及它与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并由此展开实证分析。从实证结果来看,虽然我国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银行信贷行为存在亲周期效应,但是在经济下行期这种亲周期效应被减弱了,即经济下行期哑变量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呈显著的正向相关。为了进一步解释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银行信贷行为亲周期性在经济下行期减弱的原因,本文分析了经济下行期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及其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善于且习惯于通过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且其干预程度是西方经济体所不可比拟的。在2005-2011样本期间,我国政府先后采用了不同特征的货币政策调控,在非经济下行期采用了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在经济下行期则采用了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说明,我国政府在样本期间通过货币政策手段试图对宏观经济进行逆周期调控,即在非经济下行期通过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抑制过高的通货膨胀,在经济下行期通过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社会资本的流动性降低金融危机的冲击。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政府的货币政策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体,但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将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传递到微观经济体的行为中,进而对整个经济体产生影响并实现其宏观调控目标。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包含有利率渠道、汇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以及银行信贷渠道。在我国,由于利率渠道受制、汇率渠道作用不明显、资产价格渠道作用难以发挥,信贷渠道成为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主要方式。其作用机理有两种途径,分别是：中央银行通过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对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进行调控,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规模；或者央行的货币政策会对借款企业的资产净值等会计信息产生影响,由于借款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是银行进行信用评价的重要信息来源,这就使得银行基于借款企业资产净值所做的信贷供给决策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为了验证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本文对我国货币政策变量在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模型中的回归结果进行了分析。虽然我国非经济下行期的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长率起到的了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的调控对银行信贷增长没有起到逆周期调控的效应,调控措施的有效性不高。但是,在经济下行期央行适当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长产生了负向的影响,即经济下行期贷款基准利率增长率越低银行贷款增长率也就越高,这说明我国经济下行期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因而得出结论,我国贷款损失准备对银行信贷行为的亲周期效应在经济下行期减弱,是因为银行信贷增长受到国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的影响。所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能够减轻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银行信贷行为的亲周期效应,有效地降低金融危机对总体经济的冲击。本文在数据库样本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报表对缺失值进行了补充并对错误值进行了更正,为理论及假设的分析验证做好坚实的基础。通过多元回归和分样本回归分析的方法,揭露了我国商业银行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时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间的差异性。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研究结论,并将结论推广至所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行为中。文中还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际国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创造性地设置了我国经济下行期的虚拟变量。通过将经济下行期虚拟变量引入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模型和银行信贷行为模型中,从微观经济体的角度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亲周期性进行了研究。此外,通过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对银行信贷的作用效果,从微观层面验证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为政府经济下行期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