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德国教育学著作的接受。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德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德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的接受随时代变化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接受历程既基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背景,又与德国教育学的发展逻辑密切相关。德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的接受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01-1916年)、第二阶段(1917-1948年)、第三阶段(1949-1977年)和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在不同阶段,德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的接受环境、接受内容和接受方式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第二,德国教育学代表性著作在中国的具体接受。康德的《论教育学》、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拉伊的《实验教育学》和本纳的《普通教育学》是德国教育学代表性著作。这四本德国教育学著作的译介和传入的历史背景构成接受前提,在接受前提的基础上,接受者基于著作的内容从不同视角对著作展开接受。康德《论教育学》的接受视角主要包括教育目的和教育价值、儿童的保育、体育和智育以及道德教育等;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接受视角包括道德教育、儿童管理、教育性教学和训育等;拉伊《实验教育学》的接受视角包括实验教育学思想和实验研究方法等;本纳《普通教育学》的接受视角包括教育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原则、系统教育科学的行动理论等。四本代表性著作的接受前提和接受视角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接受价值。第三,德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接受的影响。德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的接受不仅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在接受中不断完善,教育学的研究内容在接受中逐渐丰富,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在接受中更为多样,而且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视野,为中国的教师教育提供了思想资源,为中国的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第四,德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接受的反思。德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的接受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启示:立足本土的教育实践去接受;基于中外文化交流去接受;开展对教育学家及其作品的多元探索;在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进行文化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