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要“坚持开拓创新”。作为创新主体的主力军,企业的创新水平往往代表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因此,提高我国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加强企业创新能力,而现有数据表明我国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进行创新。企业的创新决策主要由管理者决定,但委托代理导致的其与股东目标的不一致会阻碍企业的创新决策;另外,管理层在公司经营中承担的风险与收益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风险规避倾向,从而降低其对创新项目进行投资的意向。因此,企业要想提高创新水平,除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外,还要为管理层创新提供激励与保障。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就是对董监高在进行公司管理过程中因为疏忽或者过失而被股东等第三方起诉时,由承保的保险公司代为赔偿股东经济损失的一种责任保险。目前关于董责险的治理效果还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形成了管理层风险厌恶假说、外部监督假说、股东利益保护假说和机会主义假说。一方面,根据风险厌恶与监督假说,董责险可以对冲管理人员的职业风险,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同时引入保险公司作为监管机构,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从而增加创新产出;另一方面,根据机会主义假说,保险公司可以对董事及高管人员在任职过程中因不当行为造成的股东损失进行“兜底”,增加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使得其减少不确定性大和风险高的创新投资决策。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选择2010-2020年沪深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目的是探索董责险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引入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市场化水平三个调节变量,来分析董责险在不同内外情境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差异;然后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和PSM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分析了董责险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如下:（1）董责险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产出;（2）在国有企业中,董责险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3）股权集中度越高,董责险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4）市场化水平越高,董责险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5）董责险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效率来促进企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