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是社会结构最基础的单位,是对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特性进行提炼和界分的结果。20世纪下半期以来,农民身份具有强烈的建构性,而建构身份的目的不外乎是对个体进行社会分类,实现社会分层,达致社会的有效整合和良性运转。农民身份系统与国家整合机制有着内在贯通性,农民身份的变迁往往意味着国家整合的转型。本文着重探究国家如何建构农民身份,以身份为基点的符号进入乡村的过程、机制和困境,以及国家整合乡村的方式、能力和限度。论文第一部分侧重分析土地改革前农村的社会分层和身份系统状况,指出在传统中国,农民身份体系最基本的特征是等级性,并具有较强的先赋性、自然性、强制性和稳定性。乡村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等级分层,但受到村落文化规则和关系网络的约制而存在一定限度,并与土改时期所声称的“阶级分化”有着较大的张力。第二部分以土地改革时期为考察时段,阐释国家进入村庄的方式、路径和后果,外在于政治的农民在政治社会变迁中的反应及其行为模式的转变,以及国家及其意志嵌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后农民国家观念、意识的转变及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阶级成分划分导致农民身份系统的颠覆与重构,乡村社会实现了重新分类,社会分层体系发生了根本转向,建基于阶级身份之上的新型分层体系建立。国家借助于政治渗透、社会分类和组织重建等方式达致对乡村的社会政治整合,乡村及其民众逐渐被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同时,农民认同类型和方式也有较大改观,认同类型从社会文化认同向政治认同转型,认同对象从家庭、家族为主转向以政治体系为主。第三部分以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为考察时段,研究合作社社员、公社社员身份与阶级身份的关联,社员的资格条件和资源分配,村庄和农民对以身份为基点的符号进入的反应、接受与消解。认为,阶级身份进一步延续、扩展、强化并走向泛化,社员的资格条件和资源分配不仅与阶级身份有关,也与政治觉悟和个人表现相关,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以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分层体系。农民与国家的行动逻辑既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也出现了较深的裂痕,国家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导向行动,并在不同类别的人群之间显示出差异性。第四部分则以改革为研究起始点,聚焦于“革命”消解、“阶级”淡出和公民身份证制度确立后,农民国民身份的实质性获取和公民身份的实体化,社会特性、政治认同和社会分层体系的变迁,以及国家整合模式的再转型。改革后,农民自主性大为增强,主体性地位也日益凸显,个体化社会开始兴起,国家整合机制从行政性整合转为经济性、法律性、服务性整合,民间整合机制复兴,农民对国家的赞赏性认同显现。最后一部分对本项研究进行逻辑上的梳理和总结,并参与和回应学界相关研究主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