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其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间接地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升高,政府与公众及公众之间的博弈是计划生育政策低效与目标扭曲的原因。为了清楚地认识现象的本质,本文运用博弈的方法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展开政策分析,试图从理论上发现与解释政策低效与目标扭曲的原因,寻觅中国今天的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缘起,从方法论上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新的方法,为今天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供一些解决的办法,完善中国的政府行为。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具体的逻辑思路是:第一部分绪论在陈述研究背景后说明研究思路与方法,并对本研究的意义及相关理论与概念做出说明。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中国从80年代到今天的出生性别比状况与计划生育政策状况及二者的关系,认为“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之一,有必要就其中具体的博弈过程展开分析。第三部分提出博弈的理论框架与政策分析的模式。重点论述了博弈分析的三个模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执法者与不法分子”现象与“公共地悲剧”现象。政策分析的模式采用麦考尔-韦伯的内容与过程分析模式。第四部分以三个博弈模型为理论基础,纵向地分析近20年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政府与公众具体的博弈过程,通过政策分析认识这一计划生育政策发展与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过程,发现中国今天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为今天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供一些解决的办法。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结论并进行有益的探讨。认为“开小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它颁布执行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有一天必然会陷入今天公众选择性生育的尴尬困境。加重对违法进行性别鉴定与选择性生育的公众的惩罚在短期内或许可以抑制不法行为,但是在长期以内并不能起到遏制违法性别鉴定与选择性生育行为的作用。政策上把治理出生性别比纳入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可起到抑制违法性别鉴定与选择性生育现<WP=4>象的作用。从公众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中国今天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场“公共地悲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博弈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对于公共政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最后从生育制度的高度探讨了博弈政策分析的内容、过程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