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骚、赋一脉相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其中的赋法的空间维度不断强化,并发展为汉赋的地理铺陈,最终造就了汉赋“体国经野”的格局。汉赋与地理的关涉可从两方面来审视,一是汉代封疆大势与汉赋的繁荣演变密切相关。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创作皆与其人、其时的封域变化密切相关。二是汉赋对地理的表现是一个渐次发展、渐趋强化的过程。汉初枚乘、司马相如的大赋铺写地理的内容尚很少,至扬雄大有改观,到东汉地理题材的赋作成为主体,地理元素成为赋作的中心内容。汉赋与地理的这种关涉可以就汉赋的主要作家作品进行审视与质证,其要点包括如下诸端:枚乘是楚人,生活在汉初中央王朝与诸侯封疆对峙的格局下,枚乘秉持着浓厚的战国游士情怀与理想,《七发》中的吴楚强盛是汉初诸侯壮大现实的折射,但其描写实关战国地理,它体现了作为大国上宾的枚乘对战国诸侯称雄、占地称尊格局的赞颂与期许。《七发》的养生理论体现了楚文化特别是楚地的道家思想。《七发》陈论方式也按《逍遥游》的结构模式展开。经考证《子虚赋》与《上林赋》的地理时空是割裂的:《子虚赋》所述楚有云梦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齐有孟渚的时间可坐实为公元前286年至公元前284间的齐国地理,《子虚赋》中的齐、楚均非汉初作为诸侯国的齐、楚。《子虚赋》与汉天子会猎上林的《上林赋》的地理存在着时代的割裂,这一裂隙证明两篇赋作原本并非一个整体。《子虚赋》写楚王游猎盛事,复以齐境广大作结,它与《七发》一样,表达了对诸侯称盛的战国时代追的慕和期许,反映了汉初诸侯强盛背景下的普遍的文化精神与历史展望。这与《子虚赋》创作于相如游梁之时的身份背景相契合。吴、楚诸国平定后诸侯式微,相如归于汉廷,诸侯称霸的期许已成残梦,歌颂中央王朝成了不二选择。《上林赋》极力突出天子声威,奈何上林禁苑方圆数百里,不足以凌齐越楚。《上林赋》因而掺入了《山海经》的荒诞地理内容,力图通过虚实相杂的地理指称模糊上林苑的有限地理空间,将它引向玄虚辽远的想象空间,用以象征溥天王土的汉家气象,以此压倒《子虚赋》,以彰显汉帝国的声势。《上林赋》既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边疆开拓给汉人带来的精神自信的折射,也有刻意虚夸的一面。枚乘、司马相如诸赋受汉代地理疆域的影响主要在题旨与精神风貌上,铺写地理的内容尚未成为主体,地理也没有成为篇章的结构依据,从内容上看,这些赋作的地理特色还不太突出。在这方面起转折作用、开启地理铺写新风气的人物是扬雄。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蜀都赋》仍应认为是扬雄的作品,它是一篇完全意义上的地理铺陈之作。扬雄的“四大赋”亦有丰富的地理内容,地理也有结构篇章的倾向,但由于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扬雄赋仍呈现出地理与天文杂糅以至地理内容趋于虚化的特征。扬雄开创了都邑赋,其某些赋作还体现了述行赋的写地特色。扬雄以后,赋作的地理题材显著增多。杜笃的《论都赋》对东汉京都赋大盛具有开拓意义,它论述关中地理优越、宜于建都,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它是论述式的作品,不强调地理铺写。能称作地理铺写典范的首先当属班固的《两都赋》的前篇《西都赋》。不论从行文线索、框架而言,还是从文本的基本内容来看,地理均成为作品的命意的重点。张衡的《西京赋》继承了班固地理铺写成就的同时,又在地理线索的严整性、地理素材的丰富性方面全面地超越了它。京都赋并非东汉系地赋繁荣仅有的个案类型,其实,东汉时期,汉赋的各类题材均向地理趋靠,《文选》中汉代与地理密切相关的赋作已经占到十之七八,汉大赋的各基本体类均表现出依地理维度进行铺陈并以地理元素为表现对象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