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艺术家和考古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郑振铎对于翻译方面的见解是独到的,他的译作在当时是起到示范性作用的。不论是从其翻译理念方面,还是其翻译实践方面,在当时的翻译界都具有先锋领导的意义。在写作上,郑振铎的诗歌和散文最具影响力；在翻译上,他的泰诗汉译独树一帜。因为对郑振铎的翻译理念很感兴趣,对泰戈尔的诗集又情有独钟,故选择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作品《飞鸟集》、《新月集》并从操纵理论角度进行探讨,期望人们能更好地认识郑振铎作为翻译家的作用和地位,为大家深入了解郑振铎的翻译理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本文从操纵理论入手,分析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郑振铎个人的意识形态,论述了二十年代翻译文学所起的作用和当时语言规范的变革,阐明了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对郑振铎翻译活动的制约。接着本文具体分析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三个因素对郑在翻译泰诗时选择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的操纵。最后本文阐述了郑振铎泰诗汉译对郑个人诗歌创作以及整个中国新诗的积极影响。本文以郑振铎翻译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新月集》为例来认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过程的操纵,从语言外因素来客观地研究翻译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