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生命个体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外在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参与到了其整个生命活动的轨道之中,个体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会呈现出不同的人际策略。霍妮认为个体“可能亲近人,对抗人或回避人”三种主导倾向,或顺从、或反抗或超脱的人际策略会具体化为一种性格态度并得以强化,即为主导人格——趋众、逆众和离众三种类型。每种人格类型的形成必然有着深层的文化动因,本文以《采桑子》和《台北人》为文本,与霍妮关于人格类型的理论相结合,探寻导致个体内心发生冲突的社会文化因素,追溯作品人物内心冲突与挣扎的深层根源。同时,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承载着作家的心灵密码,作品一方面是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情结的投射,反映了作家个体的人格倾向,另一方面也是作家对整个人性的深切关怀和深刻洞察。第一章,小说人物形象的人格类型。《采桑子》和《台北人》里的人物形象,趋众型人格以追求关爱和自我谦避为人际策略,他们多表现为遵守被规定的角色,自己的生活总是被外在力量所调遣和破坏。逆众型人格有的沉湎于“过去”的权力声望或者家族荣耀,这是对抗“现在”的一种防御机制,藉此从富于威胁的现实生活中获得一种控制力;有的通过兄弟间的病态竞争使自己处于冷酷的强势地位;有的则抛弃了人性中的清纯与良善,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反抗外界的敌意。离众型人格的人际策略是逃避责任,以一种清净超脱的生活态度来抵御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第二章,人格类型形成的社会文化动因。霍妮认为,个体内心的冲突和矛盾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社会文化参与和影响了人格的发展,《采桑子》里的人物形象身上积淀着浓厚的文化家族文化底蕴,他们在面临生活中的种种困境时,人际防御策略始终行走在家族文化的氛围里,即使“荒腔走板”也未走出满族贵胄后裔生活的大背景。《台北人》里的每个人都分担了白先勇的家事和那个群体在台北的艰难与忧愁,故土家园的失落,成为每个“台北人”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痛楚,他们在与社会环境的对峙之下,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人格多走向枯萎和异化。第三章,作家的人格倾向及对其创作的影响。本章对两位作家的人格与作品风格进行了粗略的分析对比:从总体上说,叶广芩和白先勇的人格都趋于离众型,作家在对世事变迁和人世沧桑的慨叹中没有偏执于个人的得失,而是殊途同归地将目光投射在“人性”两个字上,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人格气脉,传达出关怀和理解,对影响和规约人格的社会文化因素也给予了否定和批判。所不同的是,叶广芩的《采桑子》与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文化有着切不断的联系,她的人格侧重追求平淡安然。而白先勇的作品中家国历史的影子很浓重,他的人格特质中更多的是悲怆和感时伤怀的追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