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单纯解决温饱与维持经济增长速率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如果说政府主导的规制帮助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那么当前政府规制除了继续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处理社会问题上来。本文从美国经典的政府规制理论,即经济规制理论入手,对国家、政府与市场,尤其是其主体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明晰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手段与实际效果。然而,政府规制理论中的社会规制以矫正经济活动外部性为要,无法直接应用到以阐明政府与社会自治领域、社会组织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学、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规制中来。所以,基于政府体制由统治到规制的转型迹象,文章试图粗略构架一个胜任分析国家、政府干预社会行为的恰当工具——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规制。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导言,介绍选题背景和意义,重点提出关涉主旨的核心问题：基于美国政府规制理论——经济规制理论提出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规制这一分析工具。第二部分,阐述经济规制理论的基本内核,及经济学意义的社会规制理论对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无能为力,佐证本文提出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规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为其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搜罗古代国家的统治特征、源于美国革命的现代政府体制的特性、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在政府体制发展演变过程中统治力度渐弱而规制色彩渐浓的诸多迹象,总结这种趋势,分析规制理论阐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描绘适用社会学意义社会规制这一分析工具的体制背景。第四部分,借助经济规制理论中的俘获理论、委托-代理框架,提出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规制,明确其分析对象,阐释它可能胜任解释的现象和适应分析的问题。第五部分,阐述理论运用的价值,勾勒社会学意义社会规制的理想形式,回应可能的争议,比如在强国家背景下,对应用社会学意义社会规制这一分析工具可能性的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