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中断了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华北地区的附逆者在日本的扶植下迅速建立了傀儡性质的日伪政权。文化界自由、民主气息一时间散去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日伪政府推出的一系列亲日愚民理论。在日伪严密统制的文化政策影响下,大肆宣扬“圣战”和“东方固有文化”的报刊铺天盖地而来。但在报刊传播过程中,民众的反应和媒体运营的实际状况,使得日伪政府不得不将直接宣扬军威的文化政策转变为“怀柔”战略。本文以华北沦陷区影响力最大的日伪女性读物《妇女杂志》为例,通过分析杂志对日伪文化政策的迎合与游离,探究日伪文化政策与杂志话语的因应关系,以深化华北沦陷区的文化研究。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文化政策,包括奴化理论的布道和严苛检阅的实施。涉及到以“大亚洲主义”为核心的奴化理论在日本本土的内涵演变、历届华北日伪政府对日本奴化理论的改造与宣传,以及日伪政府为统制华北文化而陆续出台的《出版法》、检阅标准等。《妇女杂志》的创办机构、作者群和读者群所共筑的论述空间表现出的对日伪文化政策迎合与游离的特征,反映出日伪文化奴役与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思想启蒙、民众被唤醒这一潜在冲突。《妇女杂志》在既亲日又兼有五四遗风的双重文化背景下诞生,从其创办机构武德报社、华北文化书局,及报社的要职人员、妇女杂志社的编辑来看,其浓郁的日伪气息不言而喻,但也有人在忠/奸之间游动不定。其作者群体既有亲日的社会名流,又有一批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和普通新晋女青年,读者群集中于知识妇女,但遍及社会各行各业。在话语上,《妇女杂志》对日伪文化政策既有迎合又有游离。迎合表现在杂志大肆宣传亲日思想,将兴亚与战争、仇美与反共等奴化思想渗透到中国妇女之中;大肆宣扬东方旧道德,以“日本妇女”为模范,将中国妇女引导为具有东方封建道德,又略知西方实用知识的“贤妻良母”。游离表现在杂志部分内容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新观念,提倡自由平等的婚恋观和服务社会的职业观;甚至暗讽了日伪当局营造的虚假“升平世”,揭露了妇女苦难的生活、影射强国对弱国的侵略战争以及日伪严苛干涉文艺的行径。而且介绍生活技能的实用性文章的大量存在,客观上压缩了迎合日伪当局的言论空间。《妇女杂志》对伪文化政策的迎合又游离,实际上是日伪奴化统治,民众生存、文化诉求和杂志社运营博弈的必然结果。迎合是因为日伪政府为塑造沦陷区民众的“东亚认同”,必然会通过舆论媒体强力进行奴化宣传,《妇女杂志》及附逆者毫无疑问会积极配合。游离是因为沦陷区民众的生存和文化诉求,推动日伪当局及相关文化人员主动地以“怀柔”手段进行文化宣传,允许媒体发表不涉时局的、无关痛痒的日常言论;杂志社为了持续运营,扩大杂志销量,也不得不刊发适应女性日常生活和精神诉求的文章。由此,纵然当局的主观动机是为了以“和平”方式麻痹国民神经,客观上却给了这批经历了五四洗礼,却又陷入战争旋涡的撰稿人“戴着镣铐跳舞”的机会。于是,一定程度上体现现代性和科学技术的文章和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的文章被大量刊发,甚至一些暗讽时政的文章也被发表。在这种因应关系中,杂志的话语实现了奴化傀儡性与五四现代性,政治色彩与日常生活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