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转型，实际上包含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两个过程，加上改革的渐进性特征，使得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性，显得异常复杂。 本文致力于影响居住空间分异的制度性因素研究。首先本文在深入分析了户籍制度、收入和住房制度对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后，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即户籍、行业垄断和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这三类制度性因素对居住空间分异产生直接影响。其次，本文使用2000年上海第五次人口普查街道层面的数据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2000年的实证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相关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研究居住内部空间差异与制度性因素的关系，确定制度性因素对居住内部空间差异的作用和影响程度；第二部分，使用居住隔离指数公式，计算各类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通过各类以制度划分的人口和以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划分的人口居住隔离程度的比较，评价各类制度性因素对居住隔离的影响程度，并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归纳出制度层面的社会区，并比较各社会区的居住条件，从而进一步验证制度性因素对居住内部空间差异的影响。最后本文使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行政辖区层面的数据对上海中心城区影响居住空间分异的制度性因素进行研究，并通过1995年和2000年制度性因素影响程度的比较，分析制度性因素对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因素对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正在加强；行业垄断对居住内部空间分异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居住隔离的影响很大，尽管已经大大减弱；集体单位职工比例对居住内部空间分异的影响持续保持着，但影响力正在减弱，而国有单位职工比例和其它所有制职工比例对住房设施的影响力有所加强。以蓝领职业人口、从事开放行业人员、外来人口和低教育程度人口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居住隔离指数增长速率最快，而非弱势群体中，职业地位形成的居住隔离指数增长最快。就制度层面各社会区的居住条件比较，发现集体单位职工聚居的社会区居住条件正在相对下降，而分离出集体单位职工的体制外群体聚居区的居住条件有所上升，而具有制度优势的社区仍然保持了较好居住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