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融资也是企业主要的外源融资渠道之一。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整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公司债券市场仍旧较为薄弱,与股票市场相比判若云泥。而随着公司债券“刚性兑付”的打破,信用违约事件也不断爆发,信用风险成为悬于公司债券市场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并聚焦于企业税收决策对于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根据McGuire等人的定义,税收不确定是指企业未来税收支出的不确定性或波动性,企业避税、税制及政策变动和税收遵从分歧都会造成企业税收不确定。本文认为,基于Merton提出的结构化风险债券定价模型,企业税收不确定会通过对企业风险、投资决策、股利分配、现金持有和企业价值等方面作用于企业资本结构和资产价值波动性进而影响企业信用利差。同时,企业税收不确定及其来源还会加剧既有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代理冲突水平,出于逆向选择的考虑,债权人会提高风险溢价以应对税收不确定带来的影响,从而推高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本文利用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数据,从企业税收的角度实证检验企业税收不确定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面临的税收不确定性能够显著推高公司债券的利差;税收不确定性的变化能够对信用利差的变化形成解释。税收不确定与信用利差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这表明在税收溢价之外,债券市场投资者也会将企业税收不确定性视为风险,从而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各项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是否能够影响上述关系。结果发现:在内部治理结构上,股权性质、管理层薪酬水平和独立董事占比能够显著地降低税收不确定对信用利差的正向影响,而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则会加剧税收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和两职合一则并不具有实质的影响。外部治理机制上,税收征管、产品市场竞争地位能够显著降低税收不确定带来的影响,而市场竞争程度则相反。本文首次揭示了税收风险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丰富了税收和信用利差领域的相关研究,也有助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此外,本文的结论亦有益于对公司债券和债券市场的进一步研究,推动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强化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职能,规避和防范信用风险,使债券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