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在上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市场。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风险投资产业也取得了很大发展。根据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研报告,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市场新募集资金规模达到1018.67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14%。作为一种重要资本投资形式,风险资本不仅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尤其是中小科技型企业创新,也对区域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当前中国正在兴起创业浪潮,而融资难则是制约我国新创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之一。新创科技企业普遍存在创立时间短、无形资产专用性高、经营前景不明朗等特征,导致风险投资合约表现出很强的不完全合约特性。基于传统委托代理理论的投融资合约设计无法有效解决创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之间的道德风险与利益冲突,这也在客观上抑制了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随着控制权理论的兴起,控制权因素被引入契约分析范畴。本文以纯理论演绎做为研究方法,构建模型刻画并求解了在项目中期存在随机的自然状态(事中信号)下的最优合约问题。从第三章开始的模型都运用了“状态依存控制权”配置的思想,并强调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控制权配置实现投融资双方的激励相容。在最后的第5.2节我们有幸看到,状态依存的控制权配置模型早已被经验证据检验。本文的模型部分从第二章开始。2.1节介绍了一个固定投资项目的基本模型,存在企业家行动不可观察的道德风险阶段。缔约要求考虑对企业家的激励,并与项目可保证收入的充足性进行权衡取舍。2.2节在前一节基础上增加了“控制权拥有方是否采取事中利润增进行动”这一选择,合约需对事中利润增进行动的控制权进行分配。结论概括为,如果可保证收入不足,企业家需要将事中控制权交给投资者,也就牺牲了企业家的利益换得融资机会。2.3节在2.1与2.2节基础上,打破了事中行动的独立性。结论与2.2节相反：如果事中行动的控制权交给企业家会增进对尽职行为的激励,在项目可保证收入不足时,把控制权交给企业家仍可能是最优的。2.4节的模型将控制权改为多维,缔约找到所有维度上的控制权归属。结论很简单,如果某项对项目产生影响的行动,收益相对于它的成本太小,此时控制权应该留给企业家。相对收益的临界值取决于何时投资者的参与约束被恰好满足。3.1节的模型引入了事中信号,只要事中信号反映了企业家之前的不可观察行动的信息,最优控制权配置就需要依赖事中信号,因为它间接地激励了企业家的尽职行为。3.2节的模型将事中信号反映了“关于过去的事件信息”修改为反映了“关于未来正确预期的信息”。同时将随机信号修正为连续分布的。最优合同必须找到一个随机信号的临界值,并不同信号区间上分别确定行动路径。3.4节在此基础上,将事中信号拓展为二维,即项目清算价值和企业家的替代机会价值。3.3节将“信息”修正为“收益”,得出了与上一节类似的结论。但强调了,在利润不可被第三方验证的情况下,通过证券设计仍然可以得到最优合约。第四章在信号缔约的基础上引入证券设计。原理是,如果信号的分布依赖于企业家之前的行为,即使在事中利润无法被第三方验证的情况下,也可以设计激励企业家的契约。但不是所有情况下通过证券设计来激励企业家都是最优的,4.1节分别讨论了两种企业家的行动路径下可行的激励方案,并进行了比较。4.3节的模型作为4.1模型的拓展,将事中收益分布的假设从离散修正为为连续的,企业家在第一期的选择决定事中收益的分布。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得到类似3.3节的信号临界值；并且类似4.1模型,这个契约起到了约束企业家行为(仍需比较企业家不同行动路径)的作用。5.1节将之前的模型一般化,构造了一般规划问题的抽象形式。融合了：企业家道德风险、依赖企业家行动的多维信号、多维控制权、治理结构、投资者与企业家的相对谈判势力等要素。本文的特色在于：研究方法是纯理论演绎。全文一共介绍了十一个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相近的基本框架之上(初始财富约束下的固定投资模型)。它们的差别在模型细节上,进而得出不同方面的结论。第五章第一节：“一般结论”,提出一个抽象框架,涵盖了之前十个模型中的大部分假设,并给出了一般规划问题的形式。一般模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具体建模提供指引。